关注扩散太多，能源太少

西方政府和防扩散界一般倾向于把每个追求发展核电的发展中国家视为核武器扩散的潜在风险。有这种态度是不幸的，原因包括：第一，它没有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提高能源供给的紧迫需求；第二，它转移了对发展中世界的核电厂安全措施不足这一问题的关注；第三，它强化了”核不扩散条约”（NPT）对 “有核国家”（”haves”）及”无核国家”（”have-nots”）的划分。

能源不足。在发展中世界，有些国家长期处于能源短缺的状态。例如，在印度，过去二十年来的经济自由化导致能源需求急剧增长，仅通过碳氢化合物发电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造成印度城市地区经常轮流停电（或称”甩负荷”）。停电频繁发生，尤以酷热的夏季为最，因而迫使众多商家将柴油发电机等作为后备电源。这种做法花费高，污染重，对商家和整个经济都带来了负担。此外，印度使用的碳氢化合物中很大一部分，包括约70％的石油消耗，都来自进口，这加剧了印度的贸易逆差。

中国也同样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能源短缺的情况。约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连享有的能源资源都极为有限。但无论各国情况如何，若想实现和巩固经济增长，满足人民愿望，许多发展中国家就都必须要增加能源供应。

然而不幸的是，每种可用的提高能源供应的方法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石油会造成污染；进口石油易受大幅度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且每当波斯湾出现冲突或紧张局势时，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煤炭的污染比石油更为严重。而水力则依赖于变幻莫测的降雨量，因而依靠水电的国家在干旱时期可能会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替代能源由于所需的大量投资和商业上的可行性问题，尚未成为主流。

因此，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核能简单明了，是一种增加能源供应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务实方法。然而，国际社会则大多将其对扩散的担忧加诸于那些根本不会引起这些担忧的核电项目上。在一些情况下，对核扩散的担忧当然是有道理的。首先想到的就是伊朗。另外，印度开始原子能计划时，表明其目标只是追求和平利用核能，但在此掩护下，它最终还是启动了核武器发展计划（尽管人们并不认为印度生产核武器所需的易裂变材料是从核反应堆而来的）。然而，并非所有已发展核电的国家都已具备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事实上，一些国家的核电发展甚至连扩散方面的担忧都鲜少引起，更不用说造成扩散本身了。

日本就是一例。当然，美军仍然在日本驻扎，负责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这消除了扩散方面的恐惧。但单靠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消除扩散方面的担忧。战后的日本决定将外交政策非军事化，并改善与邻国敏感的关系，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日本对核电的发展，被国外视为其国家经济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其战略政策的一部分。现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尝试效仿这种模式，当然，要做到这点就要求这些国家愿意追求透明可信的、受到国际监督的政策。

安全倒数。在任何情况下，核能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键问题并非不扩散，而是核电厂的安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公众安全的问题态度冷漠。例如，印度和中国的全国铁路运输系统事故率之高令人难以接受，但这并没有阻止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搭乘火车。这种宽容的态度也同样适用于核安全的问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资金不足更进一步加剧了核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一些发展中世界的核能项目在标准上有所妥协，使用的材料不合格，遭受腐败等问题，在核安全这个方面的表现可谓一败涂地。

更糟的是，有些核设施位于地震多发地区。当然，日本也是如此，不过日本政府的监管部门推行了严格的建筑标准，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中的结构性破坏，包括核电厂的损害。相对较贫困的国家则无法保持同样的严格标准。同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表明，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应对核灾难时也一样会遭遇困难。类似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肯定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令人鼓舞的是，福岛的灾难提高了发展中世界公众的核安全意识。在印度，对南部泰米尔纳都邦在建的库丹库拉姆核设施的抗议活动显示了民众对核安全的担忧。（2004年印度洋海啸曾影响该地区这一事实，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忧虑。）希望这样的公众参与最终将改善发展中世界核设施的安全条件。

没有任何技术能杜绝事故，也没有任何进步能避免风险。核安全也只不过是另一个技术领域而已——诚然，这一领域复杂而昂贵——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在其中取得进步。不过，在短期内有能力为国内民众提供核能的国家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有限的几个国家的核安全挑战，应该是有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放弃将每个发展核电的国家视作潜在的武器扩散者这一传统态度。”核不扩散条约”已成为了拥有核武器富国的”卡特尔”联盟，，但同样的情况绝不应该出现在跟核能有关的方面。当然，在少数情况下，扩散方面的担忧仍然是正当合理的，并且所有核电厂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机制。但是，不当的扩散方面的恐惧绝不得干涉发展中国家为满足其迫切的能源需求所做出的合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