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能源获得途径，改善妇女生活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世界里，女人通常"工作"在能源的前线。打水的是女人，由于没有水泵和水管，她们往往要从数小时路程远的地方打水回家；处理谷物和蔬菜的是女人，她们每天要处理数次，让家人有东西可吃；做家事的是女人，她们辛苦劳碌着，做家务，照顾孩子，清洗衣物。女人想从能源上获得的东西很简单 —— 她不关心电源仿真分析、神秘的优化模型或投标仲裁。她希望电力按需供应，帮助她完成家务。她希望电源有稳定的电压和电频且花费低廉。她还希望对电力的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简单到在附近某处就能对未能向她提供这些的人捶桌子，就像她在买菜的地方做的一样。（对这些女人而言，位于遥远首都的国家公共事业管理者就像住在月球上一样不可靠。）换句话说，这些女人希望能对影响她们家庭每日幸福至关重要的能源实行民主控制。

电力，在发展中国家世界里曾一度被认为是奢侈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使用电力也成为人类应有的基本权利。没有电，国家及个人无法发挥其经济潜力。当地的卫生设施无法储存基本的救命药物。公民无法得到国家首都所制定的重要政治决策的信息，亦不能通过互联网或移动电话跟首都的代表取得联系。电力可以帮助决定个人行使公民权并履行相应义务的程度。

扩大电力获得途径面对着诸多挑战，但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并非如何发电；而是如何实现电力的民主化。在20 世纪，人类发明了许多先进的方法发电（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储电）。现在不仅燃烧化石燃料可以发电，水力、潮汐能、地热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废物及核能也能发电。当然，这些能源都有自身的问题。如果要控制全球变暖，则必须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水力发电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后果，并在政治上激起人民强烈的不满情绪。太阳能发电由于难以充分储存所产生的电能及处置危险的电池废弃物而变得复杂。核能则会产生放射性废弃物。虽然这些问题需要花费精力和成本去找到解决方案，但其中大多数困难都是可以最终克服的。

以上是好消息。坏消息是，扩大能源获取途径的真正障碍从上个世纪就遗留下来：电力通常是由反应高度迟缓的机构输送的。在南半球多数地方，包括我的祖国尼泊尔，虽然它坐落在喜马拉雅山水力的金矿之上，但是国家电网每天要拉闸限电约 12 小时 。电力由垂直一体化的垄断机构输送，这样的机构自上而下，阶层分明，对消费者的利益毫不关心。它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行使控制而非提供服务，以及用最卑鄙的方法造成电力短缺，从而最大限度地对电力进行控制。许多这些机构首要关注的是新建工程，而不是整体上的管理。这样的心态导致这些机构忽视了对消费者真正有意义的问题 ——即分配、需求管理以及发挥创造力满足终端用户需求。

服务质量往往不佳。除了拉闸限电，客户面临电频和电压波动，这种波动使得电动泵和电视等家用电器的寿命缩短。低效设备和电源线的盲目扩张导致的电力技术性损失，这种损失在多数南半球地区都高得无法让人接受。更糟的是，电力被盗（通常受到公用事业工作人员的纵容）的程度之高，足以使任何没有国家支持的公司破产。老实的消费者因此要支付更昂贵的服务费或更高的税收来为这些损失买单。作为个人，客户没有能力挑战拥有绝对控制力的电力巨头。

成功的农村发展项目已经表明，解决这样的问题是可能的—— 只要垂直一体化的垄断机构被拆分为发电、输电和配电公司，最后的这些部分对确保基层的民主监督至关重要。分拆后的各公司相互牵制。公司的问责制得到改善，因为贫穷的消费者虽不能对发电和输电水平施加影响，却可以在配电水平上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诸如微型水力发电厂等小规模电气化项目的问责制比遥远的发电设施所传输电力的问责制有效）。

将配电与电力业务的其他元素分开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改革，有助于电网的民主化。把管理配电的大块责任分配给直辖市、村委会或当地合作社，也有类似的效果。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在电力定价和计划扩大配电时举行公开听证会。只有实施这样的改革，农村贫困人口——其中许多是由于家里男人外出务工而负责持家的妇女——才有能力更好地行使获得电力的权利。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够通过使用电力来减少苦工并改善生活——例如用冰箱储存准备好的食物，防止浪费；用洗衣机节约用水并取代让人精疲力竭的体力活；而手机可以在孩子受伤时寻求帮助。

在开始这样改革的地方—— 比如尼泊尔的一些农村里，出现了约 200 个社区电力用户协会——村民受益于类似抽水灌溉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使使两季甚至三季的商业化农业耕作得以实现。电动铡草机把饲养牲畜所需的家庭劳动力需求（通常是女性）减少了一半。上网则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让小农户找到能把自家蔬菜卖出最好价钱的地方。

反应迟钝的电力机构是 20 世纪糟糕的遗留物，也是要改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无论男女老少——获得电力的最大障碍。

在通往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邦库丹库拉姆（Kudankulam）极富争议的核能设施的路上，一个意外的景象映入访客的眼帘 -- 沿路都是缓缓旋转的巨型风车。对环境无害的风能跟对环境威胁巨大的核电厂离得那么近，显得极不协调。

如果你跟数百名在该地区抗议库丹库拉姆设施多年（哪怕她们的家中只有极少的供电）的妇女聊天，她们会告诉你，她们更想进一步发展风能，而非核能。她们会问，为什么明明有危险较小的替代能源，政府却执意要发展核能呢？

在任何情况下，拖延已久的核电厂最终建立并使妇女受益的机率很低 -- 因为电力将进入电网，被其他地方的人所用。事实上，印度数以百万计的人住在可能因水电项目而淹没的海边、河边或者森林中。当附近将建大型能源项目时，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些项目的建立是为了谁的利益？

印度大型项目建立的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住得离项目最近的人 -- 那些可能需要迁离或受污染之苦的人 -- 很少能从项目中获益。政府自己也承认，印度村庄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无法用上电。在全国范围内，超过 四亿人电力供给不足。受苦最深的就是女性 -- 包括每天花数小时拾柴火作为燃料的，因为缺乏电力照明，日落后不敢外出的以及因为天黑后不能学习而无奈辍学的。

这些现象对在印度制定能源政策的人而言似乎毫不重要。因为如果他们关心，他们就会看到发展替代能源的意义。印度集中式的电网并不为四亿人的需求服务，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太可能会满足他们的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也正快速增长 -- 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供电的增长速度。几乎每个城市都面临着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每日拉闸限电，到夏季的月份甚至发展为全天断电，已经成为印度大多城市的常态。与此同时，印度其余地区的供电甚至更少。

几十年来，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就摆在印度的面前。直到现在，其中一些才获得一些关注 -- 但还不足以引起意义深远的变化。

以太阳能作为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为例。在一个多数领土日照时间超过 300 天的国家，太阳能竟然并未在国家的能源结构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这点让人无法理解。但实际上，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太阳能作为一个分散的能源来源来利用是最佳的，但政府喜欢更集中、资本密集型的发电方法。

奇怪的是，印度自诩为分散的管理体系。此外，该国为了促进女性参与村委会，为女性保留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席位。然而，当涉及到诸如能源政策这种一个举动就可以改变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贫困妇女的生活的关键问题时，政府的仍然采取集中式的做法。

印度的太阳能试验已经证实了使用当地可控制能源的好处。例如，在南部的卡纳塔克邦（Karnataka），一家名为 Selco的私营公司发展了一个利用太阳能的模式，此模式可行且可复制。从本质上讲，Selco 的方法是把技术与资金联系在一起。小城镇的电力供应不可靠，小城镇里低收入的家庭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来购买太阳能电池板。他们分期还款，同时获得急需的电力。

这类能源供应方式已被证明对依靠日常收入维生并通常成立自助团体的女性商贩而言，是非常有用的。公司选择一位女性，提供资金援助来创建一个太阳能充电的电池组。然后商贩们每天租用这些电池，从而把营业时间延长到日落之后。商贩们因此获得的额外收入超过她们所付的租金。鉴于印度各地有数以千计的自助团体存在，这种做法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复制。

在沙漠之邦拉贾斯坦（Rajasthan），农村中年妇女受到赤脚学院（Barefoot College）的倡议，接受太阳能机械工的培训。赤脚学院为成立几十年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农村问题。妇女学习如何安装、维护和修复太阳能电池板及其照明。这些妇女目前取得的成果就是已把太阳能引入了各自的村庄。另外，通过选择培训妇女，赤脚学院确保这些知识能够留在村里（男性则更可能去别处找工作）。对于偏远的村庄，通过电网获得电力的机会很小，这种分散的方法显得尤为合适。

人们可以批评，实际上有很多人的确批评像这样的小项目无法扩大到一定规模。但它们的小规模，正是关键之处。大型能源项目会存在漏洞，所以四亿民众没有受到覆盖。与此同时，分散式的能源系统适应当地的需求， 而且还赋权于女性，揭开了技术的神秘面纱并且保护了环境。

从众多评测来看，印度尼西亚在经济上已出现显著的进步。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6 年， 17.8％ 的印尼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 12％。印尼是现在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到 2030 年有可能成为第七大。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的报道，印尼 2.4 亿人口中，有 4500 万属于消费类人口，此数量预计将在二十年内增长至 1.7 亿。印尼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快速地发展：目前有53％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增至 71％。

然而，这些数字对印尼人 -- 特别是对生活尚未被日益增长的繁荣所影响到的农村妇女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在能源问题上，这些数字毫无意义。

在印尼这个国家，许多能源利用都是可行的，但电气化率只有 57％。在能源资源缺乏的地方，尤其是村庄，受苦最深的是妇女。妇女的任务是收集柴火，因为柴火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是主要的能量来源。她们准备食物，获得饮用水，这些工作在没有现代能源服务的情况下非常难办。在传统的印尼家庭，尤其是在农村，妇女是家庭经济的中坚力量，在没有现代能源的情况下，妇女面临的负担最大。

IBEKA 这个由我担任执行董事的非政府组织，首要关注的就是农村发展。总的来说，即通过为农村地区提供适当的能源技术，帮助农村地区发挥其经济潜力。IBEKA也旨在保护环境，并建立对发展中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可再生能源可由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和沼气等技术提供。但在印尼这个拥有巨大水资源的国家，最小程度利用水力发电的微型水电 -- 通常是最合适的。

建立微型水电项目有两个主要方案。第一个方案是通过建立没有连接到国家电网的独立电厂来发电。这样的系统可以由社区建立，自行使用；社区参与最初阶段的规划，并在受到技术和管理培训后，负责管理、运行和维护；该系统最终为社区所拥有。

产生的电力满足基本照明的需求，不过村里的妇女们还利用电力来务农，比如制造广藿香油、柠檬草油、烘焙和研磨咖啡、干燥可可豆等等。妇女组成合作社商业团体，获得与其他人平等交易的法律地位。这样可以产生新的收入，保证家庭的幸福。

第二个方案是连入电网 -- 已连入电网的村庄建立一个微型水电设施，这样它就可以出售多余的电力。赚到的钱由居民监督、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用于村庄的发展基金。在 Cinta Mekar 的 West Java 村，一个微型水电设施于2004 年在 IBEKA 和其他机构的协助下建立了，该设施获得的收入用于村医疗保健、奖学金、种子资金及其他与发展有关的用途。管理基金的合作社就是由女性领导的，秘书和财务也是女性。这些女性拥有社区的信任，整个项目中女性的影响力非常强。

在农村，如果基础设施系统一开始就寻求妇女的大量参与，那么它的发展往往最容易成功 -- 因为一旦基础设施到位，通常获益最大的是女性。但是，当妇女从拾柴、打水等琐碎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时，整个家庭也受益于村庄的新电气化。给农村供能即给妇女供能；给妇女供能即给家庭供能。

本次"圆桌讨论"中包括我在内的三位作者都支持民主、分散的能源系统，这种系统中贫穷且被边缘化的人 -- 尤其是妇女 --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在第一篇文章中主要关注了配电相关的问题，而我的同行 Kalpana Sharma及 Tri Mumpuni 主要讨论的是供电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观点上的差异似乎主要与自己国家的经验有关。

当谈及分散式、可响应边缘化人群需求的能源系统，Mumpuni 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由于该国岛屿众多，因此不得不采用分散式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尼泊尔有着相似的情况：山顶的村庄类似于岛屿，不是被深水而是被深谷分隔开来。尼泊尔的缺点在于其规划者和政治家大多学习的是适合平原的技术，而在平原地区，集中式系统比较容易建立及操作。他们希望将国家电网扩展到偏远的小村庄，即使让小村庄发展自己的小型电网显得更合理。

Sharma 的祖国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地域辽阔、地势复杂的次大陆，因此不能简单地概括其特点，但可以肯定地说，印度的殖民历史影响了该国行政机构的形成，包括其能源机构。甘地曾怀有村民自治的愿望，但这一愿望在他被暗杀之后就再无机会实现；而英国殖民时期是以尼赫鲁社会主义（Nehruvian socialism）思想进行统治，根据此思想，政府对经济制高点运输、能源等等保留绝对控制权。分散式能源技术特别适合印度这样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海岸线漫长的国家。但是太阳能、生物质能、风电被赞成集中控制式电厂的能源大亨讥讽只具观赏性。

Diptara Thamsuhang 是 Baluwadi 小农农业合作社（Small Farmer Agriculture Cooperative）的主席，Baluwadi 是查巴区（Jhapa District）的一个村庄。该合作社有 462 名成员，其中 73 位为女性， 而执行委员会几乎全部由妇女组成。Diptara 与其他人管理村里的配电。他们从尼泊尔电力局大量买电，再零售出去，并且还安装了许多沼气池。该合作社通过卖电获得了巨大利润，这使得它的小额贷款项目可以持续地运作，从而为小型农产品加工问题融资。这种经济活动没有电是不可能实现的。

Meena Khadga 是 Katari 社区儿童发展与妇女赋权中心（Community Child Development and Women Empowerment Center）的主席，Katari 是辛图利区（Sindhuli District）的一个村庄。该中心管理 532 户的配电，并维持着只雇用并训练女性来进行抄表、接线和维修的工作。该中心正计划将电力业务的利润投资到一个小型水电站上，而盈余的发电量将用来资助儿童健康活动及其他活动。

如果 2003 年尼泊尔的电力垄断并未通过一系列社区电力法律而得到部分的改革，这些发展就不可能出现；只有这些制度性的变化才能让 Diptara 和 Meena 成为主宰自己电力命运的主人。假设这些妇女仍然是一盘散沙的消费者且对遥远的管理者们的管制心怀感激，那么她们所实施的这些举措将是不可想象的。

权力掌握者并未欣然同意改革，而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仍然反对权力分散。2009 年，国家议会提出了一项倒退的电力法案，这项法案提高了有大型出口导向的水电开发者的利益，却严重限制了 Diptara 和 Meena 等女性社区领袖的自由。这两位女性所属的全国社区电力用户协会发起了一场反对该法案的活动，游说立法者推翻这个法案。这是行使民主权利的行为 -- 但只有允许社区管理配电等改革开始后，这种维护民主权利的行为才会成为可能。

Dipak Gyawali 认为，比起发电，电力民主化面对的挑战更大 -- 而把垂直一体化的垄断变成分散式管理则是民主化的关键。就这个想法而言，我的祖国印度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例证。66年前，印度脱离不列颠帝国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印度集中式的能源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利 -- Gyawali 在第二篇文章中谈到的关于圣雄甘地对分散治理及村民自治的愿望如今也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不过，政府仍会争辩声称他们已经打破了对电力的垄断。表面上来看的确如此：如今，印度在诸邦都有独立的公司进行发电、输电和配电工作。然而，这些公司仍属于高度集中式、自上而下管理的机构。虽然它们可能已是被拆分的部门，但比起公允性，它们更看重盈亏底线，所以这种分散管理并没有改善缺电现象。

印度政府在 2006 年的农村电气化项目中承诺，在2009至2010 年期间，所有家庭都能用上电。但这个目标远没有实现，现在已被延至 2017 年。我相信，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信任的是基于电网的电力，而非本次"圆桌讨论"中所有参与者都支持的分散式发电及配电体系。

但是，印度的电力部门不仅被拆分了 -- 它同时也被暴露在竞争之下。印度在 1991年提出市场化改革，决策者开始寻求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案来解决国家问题，电力市场自此向私营部门开放。由于国家垄断表现不佳，电力私有化及自由市场被视为解决方案。然而，电力私有化并未改变不公平局面或彻底解决电力部门效率低下的问题。在给缺电地区供电一事上，私营部门和国有企业一样表现冷淡。

惨淡的现实情况就是印度有四亿人仍然缺电。因此，对于那些关心贫困妇女，希望减轻她们负担的人而言，应不应该把侧重点放在扩大农村居民家庭供电上呢？或者，制定计划以满足农村家庭能源需求——而不一定是电力需求——是不是更合适呢？

如果侧重点在农村能源需求上，那么当务之急应是提供现代炊事燃料。在这方面，印度的进展一直很慢。根据政府 1999 年和 2000 年进行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86％ 的农村家庭以柴火、木屑或粪饼作为主要炊事能源。十年后，这一现象未有明显改善，数字仅降低到 83％。依靠这些燃料来做饭，人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据估计，印度北部的农村每年在拾柴或收集其他传统燃料上花费三百亿小时。更无须提做这项工作的大部分是女性。这么多人的首要能源需求 -- 炊事能源 -- 仍然如此供应不足，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谈论所谓能够让人们普遍使用电力的社会显然是有问题的。

已故的 Amulya Reddy是适用技术领域的先驱，他将农村能源需求称为"被遗弃的优先事项"。在1999 年《经济与政治周刊》的开创性文章中，Reddy 讨论了 20 世纪 70 年代集中在烹饪需求上的农村能源系统开发情况。但是，这些努力的成果被丢弃了，正如Reddy 所说，结果就是"社会对‘双燃料’的接受……在这样的社会，穷人用不干净的固体燃料在相对低效的炉灶上烧饭，而有钱人则享用干净的气态燃料，使用高效的炉灶。也鲜有人认识到这种优先事项的转变含有对女性的强烈偏见。"

Reddy 发表这篇文章十四年后，印度仍然是一个"双燃料"社会。如果印度和其他地方要纠正这种不平等行为，必须把努力方向集中在炊事燃料上。炊事燃料是穷人首要的能源需求，也是贫困妇女最重要的能源需求。

参与本次"圆桌讨论"的作者都同意，如太阳能和微型水电等以社区为基础的能源方法往往是改善农村地区穷人生活，尤其是妇女生活，最合适的方式。不过，我想研究一下，为何另一类能源政策未能为印度尼西亚农村居民利益而服务且最终未能服务其政府。

由 20 世纪 70 年代印度尼西亚的石油热说起，当时政府的农村电气化策略是给全国的次级地区提供柴油发电机。但此举使得政府不得不补贴油价，因此该政策成为政府的负担。更糟糕的是，鉴于社区无法受益于当地资源往往是导致贫困的一个主要因素，社区对其他地方提供的燃料变得严重依赖。

然后，在 1992 年，政府电力部门部分私有化，允许建立独立电厂（IPPS）发电。跨国公司通常拥有与印尼公司合资的独立电厂。此举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时变成了主要问题。印尼盾遭遇了大幅贬值，独立电厂所发的电必须以美元支付，但印尼人是用当地的货币支付电费，之间的差额只好由政府买单。

与此同时，独立电厂只愿意向有利可图的地区扩大服务。这就使政府仍需负责无利可图地区的供电。结果，许多农村地区仍旧处在持续缺电的状态。

如果政府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电力供应，或许这一切问题都能避免。这种做法也能把社区与当地资源重新连接起来，鼓励社区独立，支持其经济活动，并赋予人民权利。

微型水电等以社区为基础的能源可以以实惠的价格为村庄提供良好的电力服务。这也有助于保护环境，因为它加强了社区成员保护集水区资源，确保电力供应的意识。它也不需要很长的传输线。正是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担任执行董事的非政府组织 IBEKA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集中在农村地区引入微型水电项目。

但是，一旦电力系统到位，只有社区有足够的准备来管理电力系统，微型水电的项目才可能成功。幸运的是，微型水电是一种用户友好的技术，社区成员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它，有了一些技术和管理培训后就可以自行监管。从技术角度来看，社区必须有能力操作和维护发电及输电设备。从管理角度来看，社区成员必须组成合作社，学会处理诸如向客户收取款项并把钱用于维护等问题。如果钱有剩余，合作社可以投入资金以追求收入的进一步产生。这通常是指妇女加工农产品 -- 只有电力到位后，她们才有能力从事这项劳动。

Tri Mumpuni 已经讨论了印度尼西亚能源部门私有化是如何把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当地资源脱离开来的问题。Kalpana Sharma 也已强调，如果发展中世界要实现性别上的平等，那么妇女很难获得做饭能源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参与本次"圆桌讨论"的三位作者都赞同，以社区为中心的可再生能源方法是改善贫困妇女生活的好方法。但是，是什么阻碍着这些能源解决方案的实施，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应对这些障碍呢？

问题就在于，相比较发展以公有社会平均主义为基础的可替代分散能源，等级制的官僚主义思维模式往往更为强大。等级制思维带来的集中式能源系统使得客户 -- 大多是辛苦持家的妇女 -- 被边缘化和游离化，最终使她们不得不相信无奈的宿命论。但等级制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公众变得不再愿意通过购买债券或提高关税来投资电网扩张项目，公用事业因此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于是，政府放弃自己对公众的责任，对公共事业采取私有化。而这种行为只会恶化穷人以及被剥夺权利的弱势群体的处境。即使如此，公用事业仍然拒绝给替代能源发展空间。

同时，诸如本次"圆桌讨论"提出的能源解决方案因被认为是"乡村空想主义"想法，在当今时代不值得认真考虑而受到冷落。这些提出的解决方案被嘲笑为小规模的试点项目，不能扩大规模应对全球性挑战。它们也被认为是开支高昂的方案，不能与有一定经济规模的集中式方法抗衡。但是，替代能源的解决方案并非空想，开支也不高昂 -- 制定国际能源政策的书呆子只要能摆脱他们的等级偏见就会发现这点。

事实上，政治家、水电支持者和承包商所宣传的集中式项目，通常都受到许多隐藏或未怎么隐藏的补贴支持（更不用提其中包含着那么多的回扣机会），以至于这些项目根本达不到所承诺的经济规模。结果就是，这些项目往往比替代能源更贵，尼泊尔臭名昭著的 Arun 3 水电站项目就是如此。该项目受到世界银行、其他国际援助机构以及尼泊尔电力公用事业的支持。但激进分子反对这个项目，因为其成本过高，对尼泊尔及其贫困的消费者而言非常不公平。世界银行因为 Arun 3 项目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于是在1995 年中止了此项目。而这只是证明垄断的公共事业项目在经济和道德的角度都不如分散式替代能源项目的众多例子之一。

当今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就包括与城市化扩大相关的问题。农村生活艰苦是人们不断迁移到城市的原因。联合国预测，与目前不到50%的比例相比，至 2050 年，世界"欠发达地区"人口的 64％ 将移居到城市地区。这种规模的城市化意味着贫困、犯罪和流行病这些潜在灾难。要避免未来出现这样的问题，农村的生活必须得到改善。只要是最有效、最显著的方法，都可以尝试，尤其是本次"圆桌讨论"中探讨的可替代能源的策略。这并非乡村空想主义，而是鼓励村民自治，保护人们免受贫民窟生活恐慌的策略。

关于未来发展的能源议程应支持任何有希望阻止农村贫困人口集体迁移到城市贫民的举措。政策应建立在已被证明成功可行，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替代能源系统之上。并且，在设计能源系统时，必须考虑寻求公正公平的可替代能源的方法 -- 作为对官僚式公用事业所展现出的控制倾向及私营部门无情谋利倾向的制衡。

参与本次"圆桌讨论"的作者意见分歧不大，所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分歧可能与作者所在国家的不同情况有关。Dipak Gyawali 所处的尼泊尔以及 Tri Mumpuni 的印度尼西亚也许更容易采纳"小即是美"的发电模式；而拥有庞大人口的印度，则必须同时考虑大型和小型项目以满足其需求。

但是，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仅通过建立发电和配电系统，女性都是不可能获得权力或减少劳苦的，必须还要考虑治理系统。

在第二轮"圆桌会议"的文章中，Gyawali 讨论了甘地提出的关于"村民自治"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当代分散式管理的村级政府（又称 panchayati raj，即"潘查雅特制度"）的核心，经由宪法修正案于 1992 年被印度采用。在印度，传统来说，村务由五大长老组织成的一个"评议会"（panchayat，音译为"潘查雅特"）监督 -- panchayat 就是指五人的组合。根据现行法律，一个村庄选出一个评议会，负责水资源管理、健康卫生设施、林业项目、农村住房、道路等等。评议会的候选人是独立的，而非政党成员；为了确保评议会具有代表性，评议会为历来被排除在此类机构之外的人，例如女性和社会等级低的人，保留了席次。这个评议会系统还包括一个村民大会（gram sabha），任何居民在公共事务中都享有发言权。

今天，超过 100 万女性于评议会任职。女性的参与对地方治理水平带来了真正的、积极的影响。据多项调查和报告显示，女性评议会成员通常致力于确保发展资金的合理使用。如果要在利润和社会福利之间作出选择，女性往往选择后者。

然而，像任何一个民主体一样，评议会制度还远远不够完善。许多任职评议会的女性都不敢在会议上发言，即使她们发言了，也往往被男性忽略。许多任职评议会的女性承认，她们不过是丈夫、父亲或兄弟的代理人罢了。不过，1992 年的宪法修正案已过去 20 余年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明白这个制度如何运作，如何使大家听到自己的想法。

这一切跟能源有什么关系呢？它跟能源有非常实质的联系。我曾经采访过任职评议会的妇女，也见证了她们的参与给当地能源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在比哈尔邦，印度最贫穷的邦之一的一个村庄，一位妇女当选为"mukhiya"，即评议会主席。她决定使用评议会的发展资金，在公共区域安装太阳能照明，让妇女在天黑后觉得更安全。当妇女在决策时拥有发言权时，她们对能源的需求，比如对炊事燃料的需求，将更有机会得到满足。一些地区的女性评议会成员坚持认为社区林业项目应侧重于种植可满足对燃料木材需求的品种，而非可带来更多商业利润的品种。后者是男性倾向的选择。当妇女被提供可靠的可再生能源，她们通常最先接受并会坚持使用。

本次"圆桌讨论"的参与者都支持分散的能源系统，如太阳能和微型水电，也都支持本地控制。沿着这些方案落实能源系统，可以对贫困妇女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说服政府采取公平且对环境无害的能源政策。也许可以通过加强治理模式，如让女性有发言权的评议会体制，来克服真正的挑战。

正如本次"圆桌讨论"所谈到的，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因能源匮乏而造成的重担都由妇女担负。花数个小时在森林里拾柴的，或是为了家庭短短几天的做饭和照明需求而步行几公里买五升煤油的，都是妇女。同样的道理，当现代能源服务人们时，妇女也总是第一批受益者 -- 连像电饭煲这样简单的炊具也可以大大减轻妇女的负担。而当电力减轻了妇女的负担时，家里的每一个成员也都会从中获益。

但在可以安装能源技术、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前，贫困人民也必须为将要发生的事做好准备。帮助建立社区能源系统的组织必须统管一些项目，这些项目以合作社为基础，培训人们来管理及维护新能源设施。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发挥积极作用，通常她们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 虽然有时仍需要推她们一把。

这个过程通常始于村民大会，大会把信息传达给居民（包括男性及女性）。在印度尼西亚一些非常保守的地区，如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妇女习惯上不会在村庄规划问题上发挥任何作用 -- 但妇女被邀请参加会议仍然非常重要。在这些地区，第一次会议上妇女通常留在外面，聆听会议的进行但不参与。第二次会议也可能如此。但到第三次会议时，她们通常就跟男性坐在一起，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一旦有了这样的突破，妇女往往就会在整个规划过程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然而，某些地区的文化习俗会带来非常大的障碍）。

拥护妇女在合作社的委员会上任职，这点尤为关键。管理委员会的妇女常常会仔细思考如何让电力惠及整个村庄，并支持采取诸如建立社区工业中心，使居民可以给农产品增值这样的措施。妇女会确保法规条例会使男女同样获益，并尽一切可能使居民能够负担得起电力。然而，让妇女在委员会取得席位有时是很难的 -- 但只要她们取得了一席之地，她们肯定会对社区新能源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作出宝贵的贡献。

为了确保电力能惠及贫困地区的每一个人，女性的参与必不可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源技术与妇女的参与是个"一揽子交易"：只有其中之一很难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