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风险的核策略

鉴于气候变化的危险，核能在发展中国家是否利大于弊，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发展中世界不同的群体对利弊的看法差别很大。

为了这篇文章，我将发展中世界的人分成两类：受益组和风险组。受益组主要是穷人，面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包括干旱、热浪、海平面上升、更频繁和更强烈的风暴、粮食短缺等，是相当脆弱的。因此，这些人可能会在核能及其潜在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用方面看到显著的好处。另一方面，风险组更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他们在发展核能方面将比穷人感到更大的风险。

政治学家Francis Fukuyama写道，"有钱人在历史上多数时候都对政治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考虑到风险组比受益组经济状况更好，政治影响力的阶级失衡可能会对核能在发展中世界进一步发展造成极大阻碍。

使这一障碍更难克服的是，多数核反应堆必须建在水源丰富的地方（尤其是沿海或河岸地区）。把这些设施建在近水地带也是出于方便，因为靠近水可使运送建造和维护核电站所需的大件重型设备变得容易。但沿海和河岸地区也是风险组的人最有可能生活的地方。（以中国为例，受益组的人或许不在这些地区生活）。繁华的地区跟适合建核电站地区重叠，这对进一步发展核能带来不良的影响 -- 尤其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

对处于经济有利地位的风险组而言，核能只不过是一个能源选择而已。同时，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可能在他们看起来像一个遥远的威胁。然而，福岛事件规模的核事故将威胁到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福祉。因此，对核事故的恐惧使风险组的人有强烈的动机选择"不要在我的后院"这种邻避主意的态度。

因为风险组比受益组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大，所以在发展中世界发展核能看起来面临极大的困难。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对政府普遍持有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政府是否有足够能力监管核工业，持有这种怀疑态度是风险组和受益组的共有特点。

政治考量. 福岛事故后，中国中央政府立即停止了评审新的核电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急于重启核项目，但中央政府对于是否同意恢复一直犹豫不决。然而，今年5月31日，有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可能恢复发展核能。但核能目标发电量急降。2011年初，有人设想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到2020年将达到8600万千瓦，然而当前的预测仅为增加至6000万千瓦。

这一下调体现了中央政府认为在后福岛时代必须践行的谨慎态度。当然，中央政府已经花了大量时间权衡风险组和受益组的意愿。政府的计算主要包括核能的经济与环境收益跟万一发生核事故 -- 无论可能性有多么低 -- 所带来的经济与环境损失之间的比较。

中国除核能外有大量措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这些措施包括进一步发展天然气等低碳能源，或者风能、太阳能等零碳能源。中国政府也默许地方政府采用如大面积停电等非常规措施，以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 实际上2010年下旬已经这么做过了。但是，中国哪怕是只发生一起严重的核事故，即使没有福岛事故那么糟 -- 尤其是假设核事故发生在中国三大最繁华的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 -- 那么这对中国将是经济灾难，对中央政府将是政治灾难。事实上，这样的事故或许远非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

这次"圆桌讨论"的参与者被问到，鉴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核能是否值得发展中国家冒风险。在研究这个问题上，我的国家南非提供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镜头。

南非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曾有过种族隔离制度。人们不那么了解的，就是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成为国际弃儿时，国家的决策精英对关乎国家生存的威胁作出了回应，大力发展科学、工程和技术。表现之一是核武器计划。

在向民主过渡的期间，南非废除了核武器计划，并于1991年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南非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愿放弃核武器的核武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南非在思考核扩散和核能问题上处于独特的位置。

需要水. 如今，关乎南非生存、当然也是南非能否繁荣的最大威胁，可能就是缺水 -- 这一问题跟气候变化紧密相关，下面也将进一步解释。

南非是地球上最干旱的40个国家之一。它位于三个全球天气系统之间  -- 热带辐合带、南大洋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 -- 这使全国年均降雨量只有495毫米（mm），相比较全球平均为860 毫米。南非水资源的挑战如此严峻，国民经济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水利工程计划推动河流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让问题更复杂的是，国家多数经济活动都在腹地，位于高且干燥的中部高原上进行。约翰内斯堡不仅是南非的，也是非洲大陆的经济首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不位于河流、湖泊或海边的城市。它地处海拔约1800米，横跨区分奥兰治河及林波波河流域的大陆分水岭。

奥兰治河及林波波河分别流入大西洋和印度洋，对南非经济至关重要 -- 但是只有很小比例的全国降雨最终转化成这两条河流的河水。例如，奥兰治河流域的转化率仅为3.4％。这意味着，整个流域地表100个单位的降水中，只有3.4个单位变成了河水，从而可被用于工业。其余的降水都在蒸发过程中失去了。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本已很低的转换率由于蒸散量增加而进一步下降。

南非一直试图通过大坝建设解决长期缺水的问题，但大坝建设达到了极限。在奥兰治河流域，大坝总存储容量已惊人地达到了河流年平均流量的271％。也就是说，奥兰治河上的水坝储存的水量，是假设没有水坝时可从该河流过的年均水量的约3倍。这就意味着，水资源的限制使南非能否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以及能否为所有人提供充分就业成为问题。

更热，更干. 气候变化及其新的与不明确的风险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南非河流流域环境温度的增加将加剧蒸散量并破坏已经难以预测的天气模式。而随着这些重点区域的环境温度增加，南非河流富营养化的问题可能恶化 -- 当前已有三分之一的南非可用水资源处于高度富营养化的状态（即河水含有丰富的溶解矿物质，从而让过多生物得以存活，最明显的是蓝绿色藻类）。

作为一个深度参与水务部门战略规划过程的专业人士，我认为除非我们能发展出高度的回收精神，否则南非没有未来。如今，国家水资源供应每年能保证达380亿立方米。这个数字到2025年需要增加至650亿左右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假设就业所依赖的用水模式没有变得更有效率）。这意味着，南非每年将不得不从我们没有河岸权的河流（赞比西河或刚果河）多得到270亿立方米的水 -- 或者我们每年将不得不回收国家总水资源约1.7次。但实际上，回收就意味着海水淡化，因为必须除去水里过量的矿物盐和干扰内分泌的化学物质。而这需要大量能源。

当前南非的能源平台集中在燃煤，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核能则将全然不同 --尤其是如果南非兴建使用钍为燃料的核电厂。事实上，南非有利用基于钍燃料反应堆的理想优势。首先，本国拥有庞大的钍储备，目前钍被当做废矿物，鲜有商业用途。第二，南非因已放弃其核武器计划而在核事务中占据道德制高点，因此，它是率先使用钍的合适之选，钍这种燃料具有更强的防核扩散性能。还应当提到的是，南非是相对少数几个已经利用核能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且在这一领域并不缺乏技术能力。

南非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家如何解决缺水的困境，以及在资源的限制越来越大的同时创造就业的能力。南非若要满足这些挑战就必须实现广泛的改变。由于腹地恰巧位于高原，抽水上去就需要大量能源；其主要工业可能最终将不得不搬迁到沿海地区。所有的可能情况里，海水淡化将成为国家经济的水力基础，这也意味着核能更大的潜在作用。

南非享有丰富的铀和钍。但只有后者才可能提供南非经济发展所需的相对清洁的能源，同时也不带来新的核扩散风险。

六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又称"里约+20"，被多方批评未能就气候变化及其他全球问题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毕竟国际社会近年来解决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方面，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进展甚微。在我的祖国尼泊尔，冰川正在退缩，生成新的湖泊，对生活在低海拔沿河地区的人带来可怕的风险。喜马拉雅冰川融化也威胁着尼泊尔、印度和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饮用水的供应。

由于这些风险，很自然地，发展中国家 -- 特别是经济增长率高的中等收入国家 -- 在寻找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核能正是其中之一；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报导，核能可发电而不造成碳排放，是大量发展中国家正在考虑发展核电的一大原因。

但是，几个问题阻碍了核电在发展中世界的扩张。比如，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对这一有望因气候变化的恐惧而兴旺的行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这起事故的发生提醒了人们，即使承认核电的积极作用，使用核电仍存在极大的固有危险。除了福岛事故这样的危险外，这些危险还包括武器扩散风险的增加。

然而，使得问题更复杂的是，遏制核扩散跟促进和平利用核能这两项努力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时代。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大力推动世界各地和平利用核电，并且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为和平服务"计划为1957年建立IAEA创造了有利的氛围。但毕竟，1945年朝日本丢下两枚原子弹的是美国。时至今日，IAEA促进和平利用核能以及阻止核武器扩散的双重目标有时看起来仍是相左的。

称IAEA只关心阻止核技术的军事应用当然过于夸张，但该机构及其理事会有时被描述成对最强大的成员国有不当偏爱 -- 使其对核扩散的关注显得大大超过了对核能发展的关注。该机构已被指责就一些《核不扩散条约》（NPT）签署国所谓的核扩散活动公布有缺陷的报告；例如，2011年11月对伊朗的一份报告已经受到了严厉批评，而且批评不仅仅来自伊朗人而已。反正，该机构对促进推广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承诺似乎与其在扩散问题上表现出的劲头并不匹配。

再以伊朗为例。IAEA和一些大国已在大力制止该国的武器化进程。伊朗跟五个公认的核武器国家以及德国之间的最新谈判并未取得积极成果；但在伊朗问题上已投注的精力似乎远远大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核电权利的努力。

朝鲜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国2003年退出NPT条约，并在2006年和2009年进行了核装置实验，可以说是由于 -- 至少是部分由于 -- 美国未能实现1994年《框架协议》中的承诺。根据该协议，美国要在朝鲜帮助建设抗扩散设计的轻水反应堆，并向平壤提供重燃料油以弥补朝鲜因终止其宁边核反应堆的运作所带来的电力损失。这些轻水反应堆一直都没完成；燃料油的运送也在2002年暂停了。目前，解决朝鲜核危机，就跟以往一样困难重重。

因此，IAEA（以及主要大国）未能在朝鲜阻止核扩散，在伊朗也濒临失败。说句公道话，该机构是设计作为预警系统，而非警察部队的；如果该机构认为某国未遵守NPT条约规定的义务，它能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让联合国安理会注意该违约情况。不过，正如伊朗和朝鲜个案显示IAEA有时没有能力达成NPT条约的防扩散目标，该机构在促进推广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有时也是失败的。这也许表明了推广核动力堆跟禁止核武器之间的深刻冲突正在起作用。

障碍和解决方案。但是，不能把一切归咎于IAEA。商业考虑有时在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是无助于实现"和平的原子能扩大利用且不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这一目标的。恰当的例子就是2008年美印核合作协议，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施加压力，说服核供应国集团授予印度这个非NPT条约签署国出口管制的豁免权。在这个例子中，核不扩散机制外的核武国获得了参与该机制方能享受的诸多好处。这样的做法对核不扩散机制的完整性毫无建树，因为所有渴望发展核能的国家都应有信心相信这个制度是公正的。

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在核能发展的利弊间还是可能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的-- 无论这风险是类似福岛的事故或是秘密追求发展核武器。建立这样一种平衡，可能要依靠发展具有增强安全功能的先进反应堆技术，其他有用的方法还可能包括核燃料循环多边化，以及相应加强控制核设施和核材料的多边框架。如果能建立一个强化的框架，让所有国家都有信心，那么保障措施和安全方案就能不断提高。这样，就可能铺好一条路，通往一个负担得起成本的国家都会和平使用原子能的时代。若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最有害的影响，这样的一天必须尽快到来。

在第一篇"圆桌讨论"的文章中，Anthony Turton就南非水资源短缺、电力需求及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作了敏锐的分析；也提出了鼓舞人心的想法，即利用核能淡化海水以缓解南非水资源的限制。然而，就我看来，也许Turton的想法适合南非，但在许多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在内，适用性却有限 。

若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核能，则必须时刻清醒地考虑成本效益比 -- 而且，核能可在不同地点呈现完全不同的成本效益比。在供水受限较大而供电受限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利用核能淡化海水（甚至抽送到偏远地区）也许是可行的。但在供电短缺紧迫的发展中国家，消耗大量电力制造淡水的想法看起来就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了。

中国的经济和电力需求都在迅猛增长，当前有15个核反应堆处于运营状态。其中，一个以上的核电站用于海水淡化，但这也仅仅是在非海水淡化不可的前提下，辽宁省红沿河核电站即为一例。红沿河核电站的压水反应堆运作时需要大量淡水，而当地的淡水供应不足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该核电站设计能每日淡化超过10,000立方米海水用于自身运作。

重要的是，该核电站使用的海水淡化技术为反渗透淡化法。这一选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反渗透淡化法生产每单位的淡水能耗低于其他海水淡化法，使核电站运营商能够接受海水淡化的能源需求及经济成本。但是，根据我最近对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即该核电站所有者）一位高级经济学家进行的采访 ， 该公司并不计划淡化超过红沿河核电站运营所需的海水。

中广核对海水淡化的决定反映了用水需求和电力需求之间的权衡；这种权衡在发展中世界很常见，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水、更多电，或两者兼而有之。我相信，由于当今世界仍有15亿人用不上电，总体而言，电力需求比用水需求更为急迫。

这么说并不意在减轻许多国家水资源短缺的严重性，至少不是非洲 -- 苏丹和索马里等非洲国家近年来发生的流血冲突跟持续干旱颇有关系。而且，由于一些地区发生持续干旱属于全球变暖的预期后果，这让人很难不把干旱相关的冲突与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提高联系在一起。因此，要减轻苏丹等国面临的气候挑战，世界各国必须加紧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 如更多利用核电等低碳能源。虽然不能保证核能将阻止气候变化造成的最坏影响，但至少还有希望。

最后，我想谈谈Turton所说的南非"钍储量大"和"有利用基于钍燃料反应堆的理想优势"。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乐观，也许还过于简单。 想想印度，该国的钍储量超过南非，对钍技术的雄心众所周知，并且当前有20个核反应堆正在运营。尽管如此，印度的核电站仍然主要依靠压力重水反应堆。基于钍燃料反应堆当然是一个绝妙的想法。但就像快中子增殖反应堆一样，它们更多属于未来而非现在。可能还需很多年，钍反应堆才能成为一种成熟的技术。

本次"圆桌讨论"要求参与者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评估核能是否适合发展中世界。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讨一个与之相关但更为广泛的议题 -- 地球支持人类生活的能力所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星球上，人类继续繁荣发展的前景如何。

我最近受邀跟其他作者一起撰写关于水资源管理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们论证了一个想法，即世界近期已由一个叫做"全新世"（Holocene）的地质纪元进入一个称为"人类世"的新纪元。这一论点跟诺贝尔奖得主Paul Crutzen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相关，核心想法是"智人"（Homo sapiens）正在影响塑造未来地球的关键力量。举个例子，也是对本次"圆桌讨论"很重要的例子。许多河流沉积物中发现放射性核素，远高于正常情况下的水平。放射性核素的增加可以精确追溯到40年代中期，这也与人类能分裂原子的时间不谋而合。也就是说，未来的沉积岩将由被人类改变的沉积物形成。

这一切都突出了人类所面临的深刻困境。一方面，该困境牵涉到地球这颗行星的生命支持系统的活力；另一方面，也牵涉到人口、经济活动和技术能力的增长。行星生命支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复杂的变量在其中相互作用，建立一系列利于生命的环境条件；如果它失衡得太厉害，这些利于生命的条件就会退化。与此同时，数个世纪以来，人口数目飞速增长，并且看起来未来几十年也会继续如此；另外，全球经济活动显著增长，技术进步迅猛发展。这使得对能源、水资源及其他资源的需求日益提高，并已对生物圈带来了巨大压力。

有些人相信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是有限的，他们认为不能指望该系统能支持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如果人类不能遏制人口增长和经济活动，这个原本使得智能生命得以进化的支持系统将过度消耗。这是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本态度，而该主义预测人类扩张的必然结果是灾难。但是，与之相对的"丰饶济学"（Cornucopian）可能的链接:的观点认为，人类通过其创造力将能设法解决这些由人口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问题；有时认为此观点跟已过世的马里兰大学教授Julian Simon有关。

我相信人类有能力学习、创新和适应从而让这个星球上的智能生命能继续生存，因此，我认为自己是个"丰饶济学"者。吸引我相信"丰饶济学"（Cornucopianism）的部分原因是，它使"困境"转换成不同的东西，即把"困境"变成"问题"。从"丰饶济学"的角度所看到的问题很复杂，以后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然而，"问题"是能解决的，"困境"则不能。

有创新的能力，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地方。不过现在，人类创新的速度必须要足够快，方可应对人类生活对行星支持系统造成的压力。幸运的是，多年来人类科技进步一直相当可观。例如，原子首次分裂仅仅是几十年前的事。不过去年发生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严重事故时，尽管情况恶劣，但其损害还是被控制的相当不错，而且，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可以纳入未来核电设施的设计中。在我看来，福岛事故的结果支持了"丰饶济学"的观点。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强烈的核能倡导者。但我相信，如果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探讨所有可能有利于人类生存的选项，而这其中就包括核能。

核能在近年来已吸引了人们的新兴趣，部分原因是它有能力发电且发电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建立和维护一个核电部门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大量挑战。这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尤为如此，比如我的祖国---尼泊尔。。虽然尼泊尔在2008年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但是本国人力及资金资源有限，不太可能发展核电部门。

但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甚至那些没有自己动力反应堆的国家也可受益于全球核能扩张。如果气候变化加剧，由于喜马拉雅冰川融化，尼泊尔的供水将面临威胁。同时，因为天气规律的可能改变，其农业部门也将面临威胁。。因此，尼泊尔有充分理由欢迎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核能。

然而，尽管核能扩张可能对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带来跟气候变化相关的益处，这也将引入新的风险。例如，发生像去年发生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 或者更糟糕的是，发生类似1986年切尔诺贝利的灾难 -- 可能在尼泊尔造成可怕的后果。实际上，尼泊尔正巧被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适合扩张核电的发展中国家所包围。正如Wang Haibin在他的第一篇"圆桌讨论"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政府是否有能力监督核电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不仅限于自己的政府。

当然，对尼泊尔而言，核能扩张的固有风险也包括核安保方面。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互有敌意，所以南亚是个危险的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2008年对孟买发动协调攻击这样的恐怖事件。巴基斯坦经常被人指责向恐怖组织提供援助。在这样的环境下，所有核设施都得看成潜在的恐怖袭击目标，因此增加核设施就会造成更大的攻击风险。

另一个使一些尼泊尔人担心的问题，就是2008年美印核合作协议。毫无疑问，巴基斯坦对该协议的反应非常负面；该协议还很麻烦，因为它表明美国和印度对中国持什么态度。借用印度前外交秘书Shyam Saran的话，该协议"反映了美印之间一定的战略趋同……我们对中国崛起有相似的担忧和态度。"而且，尼泊尔也必然就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感到担忧。

尼泊尔的技术、科学和财政资源有限，无力支持本国的核部门。尽管前面列出了诸多风险，但无论如何，从环境角度出发，尼泊尔都将从核电在其他地方的发展中获利。或许有一天，可以通过核聚变反应堆的发展和商业化来降低跟核能有关的风险，这项技术可能彻底改变世界各地的核部门。然而，在此之前，地区性的大国必须确保核能降低风险而非使各种风险结合在一起。

核电站鲜少发生事故。即使是像去年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严重事故，其损害最终还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与核电相关的风险常常被描述为完全不可接受，并且许多国家的民众依旧认为核电从根本上来看是危险的。要更多了解这种现象，有用的做法就是比较核能所带来的风险与燃烧化石燃料及水电等基本负荷发电方法的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化石燃料发电厂对公众安全只构成低风险。诚然，如果这样的设施发生爆炸，可能会威胁邻近居民的生命，不过其危害并不超出这个范围。但是，化石燃料的真正危险在于它所造成的污染。首先，这些燃料燃烧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燃料燃烧产生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威胁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生命的首要原因。虽然发电厂碳排放量可能在未来通过碳捕获和封存技术而减少，但是在今后不知多久的时间内，碳排放量依旧巨大看起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与此同时，水电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安全的能源，风险也易于管理。当然也可以说建造大坝会产生环境问题，但水电站的运营并不会加剧全球变暖。恰恰相反的是，如果全球变暖导致流过各流域的水流变得更加不规则，那么其实是气候变化损害水电设施。与此类似，如果开发化石燃料导致水供应减少，那么一些水电设施就会受到损失 -- 例如在中国，煤炭开采就对水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

鉴于这一切，论证燃烧化石燃料的危险比核电的危险小是很难的，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其危险也不比水电的危险小，毕竟水电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核电的"天然盟友"。不过，201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18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的多数民众支持建设核电厂以应对气候变化。

如果核能在对抗全球变暖斗争中成为更重要工具，那么其支持者也必须接受，核能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有时甚至会发生事故。话又说回来，核能支持者也必须与其他两个跟核能相关且通常并不被夸大的风险做斗争。第一就是核武器扩散；必须承认的是，其他能源并没有核扩散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在燃料循环的后端，主要涉及乏燃料的处置。在某些方面，这一风险可能被公众低估。

反核扩散的努力是一项持续的政治工程；燃料循环的危险可以通过多边倡议和技术进步来解决。但是，公众对核电厂安全的恐惧仍是一个核能发展的严重障碍，也因而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本次"圆桌讨论"几篇文章中，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安全"。Wang Haibin讨论了不同经济阶层的人看待气候变化与核能对个人安全带来风险的不同方式。Hira Bahadur Thapa详细阐述了南亚不稳定的安全局势对尼泊尔带来的威胁。而我则探讨了南非紧迫的水资源限制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生存。 而我也相信，这个问题是能够通过核电供能的海水淡化来缓解（也许使用钍作为燃料能减少核扩散的担忧）。

人类能够通过其他物种所不能的复杂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安全。在地球气候相对稳定的"全新世"这一地质纪元里，人类学会了如何种植粮食、管理水以及建立永久的庇护场所来减轻环境风险。像这样的技术进步使人类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物种；有操纵和控制的能力是人类成功的根本要素。

这种能力也使人类成为唯一能将"安全"作为生存之根本条件的物种。其他物种生命的特征就是"固有的不安全"，并因而产生了一系列适应性的策略。其中最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同一物种的成员合作面对共同的威胁。我认为，尽管人类有操控环境的能力，因而取得成功，但是人类将不得不采取其他物种的合作策略从而延续繁荣。

主导与明智。我在第二篇"圆桌讨论"的文章中断言，从"全新世"到"人类世"的过渡已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人类已开始从全球层面操纵他们所处的环境 ，且气候变化等新的安全挑战也随之产生。这些挑战影响着住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个人，但每个生态系统都嵌套于全球气候系统内，甚至国家经济都可以被看作是全球生态系统的完全附属。因此，虽然"人类世"的新安全挑战通常是以地区性的方式出现，但应对的方法须服从于全球性的考量。努力实现地区和全球之间的平衡，这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政治制度。

再回到核能的论辩上来。全球变暖带来的风险是否会促使人们愿意接受核电设施事故这种更为地区性的的安全隐患？核监管的改善及工程上不断进步是否会影响人们的考虑？将接受核电定性为人类为了延续繁荣所必须采取的合作行为，这么做是否正确？在我看来，接受"人类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物种"并在此之上采取明智的行动，才能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核问题上，"明智"可能意味着在拒绝核武器化的同时，欢迎和平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水资源上，"明智"要求人们像资源的保管人那样行动，而不像单纯消费者那样把形态不同的水资源当做废物丢弃。）

同时，为了要应对"人类世"的安全挑战，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快速推动技术进步，机构也必须在市场需求不能刺激技术进步时作出激励。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不同环境下应对。如果人类能意识到生态系统间的相互关联，威胁和机遇间的彼此交融，那么这一任务将会容易得多。人类必须勇敢地探索科学新前沿，但也要明智地塑造一种不依赖武器的集体安全。

参与此次"圆桌讨论"的所有作者都认识到了与核能有关的危险，并从可控风险的角度讨论了核能的扩展。无论如何，我们都同意，由于气候变化的危险，扩展核能是合理的。鉴于本次"圆桌讨论"就核能所达成的共识，在我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我想探讨像尼泊尔这样不可能发展自己核电的国家能为气候变化出力的方式，以及较富裕国家对尼泊尔和其他最不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

尼泊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低。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范围内，能源消耗带来超过31,780公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尼泊尔仅需为其中3.36公吨的排放量负责。但是，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所说，气候变化对尼泊尔带来了严重的危险，受害范围包含农业生产力到尼泊尔公民人身安全等各个领域。总之，尼泊尔因气候变化所面对的危险与其对此问题所负的责任是不成比例的。

许多其他最不发达国家处境相似。孟加拉国等低洼沿海国家，基里巴斯等岛国，以及尼日尔等随着气候变化加剧降水量可能进一步下降的干燥国家 ， 这些国家都有理由对气候变化的发展保持警惕。更糟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将带来的新问题上，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实力尤其不足。

这些国家可以尝试影响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的行为，例如通过联合国系统下由49个国家组成的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尼泊尔已做过该集团的主席国，并倡导其余各国在气候变化上采取行动。然而，最不发达国家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是有限的。说到底，应该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必须采取必要的困难措施以控制气候变化的危害。

不过，尽管尼泊尔的碳排放量微不足道，其政治影响力也较为有限，但它还是可以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直接贡献。例如，尼泊尔是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造林项目的适合对象，"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的组成部分，允许工业化国家通过资助发展中国家与排放有关的措施来实现本国碳减排目标的一部分​​。尼泊尔还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水电业来帮助其他国家减排 。正如Wang Haibin在他的第三篇"圆桌讨论"文章中所说，水电是安全的发电方式，不会造成全球变暖。尼泊尔有丰富的水电潜力，可以向周边碳排放比较大的国家出口有效的电力。

像这样的举措都需要较富裕国家的参与、资金及其他支持。单凭尼泊尔是做不到的。但无论如何，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是，比尼泊尔发达的国家向大气排放了太多二氧化碳。我一直认为核电可以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核电仅是拼图的一块。而且，虽然尼泊尔能为拼齐拼图效力，但是较发达的国家也必须大大出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