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爆炸：深思灾难

世界任何地方发生核爆炸的假设都令人害怕，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信的。核对手之间有关威慑逻辑的可疑性可能会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被揭开。心怀不满的非政府行动者可能会获取制造核武器所需的知识和材料。或者，一个简单的事故也可能导致核爆炸。无论是上述情况里的哪一种，一起核爆炸事件就可能引起一连串的报复行动。

在转向讨论核爆炸的人道主义影响之前，或许应该先承认核爆炸未必会激起全世界要倒转核历史的事实—抛弃原子能。自从第一次释放原子能量后，试图遏制这种能量的过程是曲折的（见证持续启动的核武器计划以及许多地方民用核能的重要性）。在多大程度上核爆炸能让世界抛弃原子能，可能取决于核爆炸的规模以及对谁的影响最大。如果爆炸发生在拥有特权的发达国家，它得到的国际社会关注将大大超过爆炸发生在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密度往往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也可能会更多。不幸的是，人的生命价值并不总是一样的，而这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悲剧"。

同时，核爆炸可能会残酷地提醒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的不信任感；大国和中小国目光短浅的未来计划； Robert Jay Lifton 最近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讨论的"杀戮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killing"）。一次核爆炸事件将等同于国际公共政策的一个巨大失败，危害的不仅是人类居住的环境，还有人类的本性。

严峻的形势。但鉴于这一切，核爆炸将如何影响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及它们的发展目标？首先，尽量远离爆炸发生国也会受到影响。当今世界紧密相连，事件的影响不再仅局限在核爆炸发生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201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强调了这一现实："随着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和跨国界，以协调配合的方式来应对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挑战，无论是消除贫困、气候变化或是和平与安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该报告所关注的发展的四个领域—"促进公平（包括性别平等）；允许更多的发言权和公民参与（包括青年）；对抗环境压力；以及管理人口变化"—相应的每项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因核爆炸而变得格外复杂。

事实上，正如核裁军组织Ray Acheson "达成关键意愿"（Reaching Critical Will）决议中简明论述的那样：核爆炸将严重地影响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它会阻碍扶贫措施的施行以及促进发展合作计划的实行；限制农业生产力；损害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破坏国家基础设施和减少生物多样性。

在我看来，核爆炸对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在三个方面最令人不安。第一，核爆炸很可能会使许多国家已经极其严重的营养状况恶化。核爆炸会扰乱正常的全球粮食供应和分配模式，导致病态的生存焦虑，如 Acheson 所说，这样的忧虑将导致人们囤积食品。核爆炸也将对土壤、水和空气的质量产生有害影响，并损害农业生产力。这些都将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从而降低穷人的购买力，即使在远离爆炸地点的国家也是如此。

第二，核爆炸因其对环境的影响，会摧毁许多人的生计。许多贫穷国家以农业为主，并且土地零散，种植收益低。核爆炸事件可能改变气候，导致某种形式的"核冬天"，依赖土地为生的人将会面临进一步的贫困及公民权利被剥夺的现象。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甚至农民自杀潮也并非不可想象。因此，结构上处于不利地位的贫穷国家经济体现已存在的经济裂缝可能会变得更深。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的健康和福祉也将受到严重威胁。不仅食物价格会上涨，而且基本药物可能会供应不足——因为药物转为供应直接受核爆影响的地区，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供药不足的情况。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尤其可能会受到严重威胁——如 Acheson 指出，"妇女在灾害中承受的苦难不成比例并且……救灾及恢复行动中，妇女的特殊需求通常是被忽略的。"她还指出，"在灾后环境的压力下，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会急速增加。"对妇女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将可能直接影响孩子的福祉：妇女照顾孩子的能力将被削弱，那么孩子从营养到认知能力的需求与发展等各方面都将受到影响。

最贫穷的国家将在这三方面都遭受深重的苦难，但我也认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具有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其人口的一些阶层遭受着营养不良，甚至常人无法想象的贫困。核爆炸后，中等收入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进行基本投资的能力将受到严重打击。如果核爆炸引起全球经济衰退，那么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现状将变得更加困难。然而，相较最贫穷的国家而言，在应对核爆炸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方面，中等收入国家仍展现出更强大的国家应变能力。

多数国家都签署了如《日内瓦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国际人道主义法条文。国际人道主义法旨在直接或间接地解决由武装冲突（无论是否为国际性的冲突）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条文限制了战斗人员利用某些战争手段和武器的权力，从而保护平民及其财产不受伤害。基于下面两个原因中的任一个，许多国家选择了签署国际人道主义法条文：它们总体上都热爱和平，或者它们害怕如核爆炸这样大型灾难性事件的发生。

国际人道主义法有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区分原则，要求军队只能把战斗人员、绝非平民作为攻击对象。但核攻击，即使理论上瞄准的是一个特定的军事目标，也将会对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后果。核攻击导致的健康影响会增加平民患慢性退化性疾病的风险——特别是皮肤癌、肝癌、肾癌、胃癌和肺癌。可悲的是，受到最大影响的是最脆弱的人群：即儿童和老人。健康风险也将延伸到食品安全，受到核辐射影响的食品将会损害受影响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也不能用于出口贸易，使任何核爆国都可能受到经济灾难的打击。也就是说，该国家的人民可能会没有可食用的食物; 无财政资源可用; 人口数量也将大大减少。任何受到这类影响的国家都将别无选择，只能宣布自己是放射性紧急防区，并要求国际援助来帮助保护其人民。同时，平民可能会大批大批地朝不受污染或污染较少的地区迁移，哪怕他们得跨越国界。（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因为当时还未认识到高剂量辐射对健康的影响。）

第二个是比例原则：禁止与预计取得的实质军事优势相比，所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过多的攻击。核爆炸毋庸置疑违反了这个原则，因为广阔的领土和大范围人群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第三个原则，在《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等法律条文中有所表述：禁止攻击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地点。但是核爆炸所涉及的范围是不可选择的，进行核攻击而不破坏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地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受影响地区的平民遭受巨大的人员伤亡、持续的健康风险以及财产被毁，如果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也被摧毁了，他们只会更可能选择逃离。

绝对弱势。在核爆炸发生的情况下，具备一定基础设施的国家将拥有最好的装备来应对并减轻灾难。这些至少包括：一个国家辐射检测系统、一个放射性应急响应中心、一个沟通有效的通信中心、一个精于处理放射性紧急情况的医院、一个进行核去污处理的中心以及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中还将包括民防和放射性应急军队。发生过放射事故的国家，由于国家具备充足的应对能力，常常能在短期内减轻其影响。而缺乏经济资源的国家却几乎没有应对能力。

核爆炸后，极度贫穷的国家将是最脆弱的：它们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合格的人员来开展有效的应急工作。处于这类状况的国家，核爆炸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无论从即刻、中期还长期来看，都将是无法估量的。在中等收入国家，核爆炸导致的后果可能相对较轻，但仍具有灾难性。甚至是拥有随时可用的最先进的技术的发达国家，也无法做到应对核爆炸后果的充分准备。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好面对核爆炸这一灾难的全面准备。

核武器在人道主义和环境方面都具有可怕的破坏性，任何以个人或团体之名下令使用核武器，都可以被称之为是犯了危害人类的罪行。全世界必须继续朝着废除核武器的目标努力。

非洲处在抗衡灾难的不利境地。干旱、洪水、荒漠化等自然灾害在非洲大陆上肆虐已久。再加上它所面临的极度贫困、管理不善和传染病蔓延的现状，就解释了为什么非洲虽然拥有大量自然和人力资源，却尚未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原因。

更糟的是，非洲几十年来一直经受着无穷的流血事件——在冷战期间、非洲大陆政治解放战争期间以及近期的内战。由于留下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敌对状态停止很长时间后，仍常有伤亡现象。具有杀伤性的地雷、集束炸弹和未爆弹药是非洲大陆遗留的难以泯灭痕迹。如果有人要寻找冲突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证据，非洲无疑是最适合的地方。

虽然核武器在非洲已经不存在——南非已经解除核武装，并且《佩林达巴条约》（Treaty of Pelindaba）有关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文已被批准，也得到了几乎每一个非洲国家的签署——但是核武器仍然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终极武器。如果一个核装置被引爆，非洲将在转瞬之间被改变，如果核武器在世界其他地方被使用，非洲大陆也将经受其惨重的苦难。这就是为什么非洲国家不仅建立了一个无核武器区，而且还积极支持《核不扩散条约》以及核裁军目标的实施。

愿非洲站起来。今年三月，挪威外交部在奥斯陆主办了一次探讨有关核爆炸带来的人道主义影响的会议，该会议还谈论了关于世界是否能以任何有有效的方式应对核爆炸的议题。此次会议为成立禁止使用核武器并强制消除核武器的条约造势，使许多利益相关方，如：防卫、安全、外交、人权、农业和环境有关的人士重燃对处理核武器问题的积极性。非洲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非洲国家的代表们在奥斯陆会议上都各抒己见。

即使远离核爆炸发生的地点，非洲依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核爆炸都可能会逆转非洲大陆近期所处的发展进程。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做的努力将会基本作废。多数现有资源将被改用去减少核灾难的影响，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工作将被搁置。

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核爆炸都将对提供救灾帮助、难民援助和医疗保健，以及促进人权、粮食安全、扶贫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的组织，产生深远影响。这些组织可能会把资源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减灾工作中，于是非洲国家可能将不再获得援助。

非洲幅员辽阔，基础设施不足，再加上文化、语言和地理界限等因素造成的复杂的人文差异，使在非洲大陆建立灾难防备变得极富挑战性——如果核爆炸在非洲发生，非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相应的应对能力。可以处理核爆炸导致的烧伤情况的医院也不存在。输血服务在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盛行的当下已经达到极限，很难想象假设发生核爆炸事件，这项服务是否还能够正常运作。在核爆炸发生的城市，消防、污水处理和住房等市政服务将会瘫痪。交通运输、教育和供水系统也将会受到核爆后的短期或长期的负面影响。非洲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绝大多数处于较低的水平；转移经济资源来开展核爆炸后的恢复工作，只会使局势恶化，从而导致更多饥饿、健康问题增多和政治动荡加剧。

正因为非洲将可能会遭受到如此严重的核爆炸负面影响，所以非洲国家更应继续在废除核武器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如果非洲要避免饥饿加剧、新疾病及新兴疾病的蔓延以及政治动荡的问题——除非防止核爆炸的可能性存在，或则所有这些都将使发展成为海市蜃楼。

墨西哥将在 2014 年初举办奥斯陆会议的后续会议。非洲国家应借此机会进行估量并明确地让世人知道，聚焦发展的角度，核武器的使用将带来哪些损失。若真的如谚语所说"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那么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时候了。

在第一轮的文章里，我和我的同行们探讨了一次核爆炸对贫困国家的发展前景形成阻碍的几种途径。在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后，也许现在是时候来研究如何才能最好地引导有关发展问题的设想来支持废除核武器的论点。容我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学来抛砖引玉。

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有大量文献探讨诸如威慑、国家获取核武器的动机以及核国家间战略动态等问题。但对在种族隔离后的南非所发生的单方面裁军，或者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弃核问题，投入的注意力却少得多。为什么弃核遭到如此冷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关系中的三大观点之一—‘现实主义’的重大影响。

古典现实主义者坚持着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人性自私论，他们对国家间是否能够建立必要的信任来消除核武器的可能性表示非常怀疑。现实主义者往往认为，在无政府且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世界里，核裁军倡议是徒劳的。事实上，后期结构现实主义者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认为，构成两极世界的稳定性这一特点，部分归功于核武器，并且"核武器的逐步扩散比不扩散要好。"

冒着论证不够严谨的风险，我想说的是：一次核爆炸，尤其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核爆炸，将对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造成无法承受的阻碍，而对现实主义者而言，该论断不太可能得到积极的响应。从许多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不会对全球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不需要认真对待。鉴于当今世界紧密相连这一特征，这一想法无疑是荒谬的，但这种态度仍然存在。

国际关系学中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自由制度主义。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不同意沃尔兹派（Waltzian）认为核武器扩散是好事这一想法，正如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斯科特·萨根（ Scott Sagan）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转而强调的是—意外或不合理使用核武器的危害是永远不能完全被消除的观点。由于一部分自由制度主义者相信—经济发展可以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所以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赞成基于发展而废除核武器的论点。

国际关系学中的第三个主要论点由批判理论家—女权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后殖民理论家等提出。批判理论家可能会将核武器与种族、性别、阶级和公民问题联系起来；倾向于把核武器看作国际体系中深刻且日益严重的不公平现象的体现。因此，他们很可能会赞同以下观点：由于核武器对发展所构成的阻碍，因此消除核武器是必要的。

这些流派的思想不仅是抽象概念而已；它们在现实世界中也能找到共鸣。例如，大国的诸多行动就提供了大量现实主义怀疑论的例子。根据《核不扩散条约》（NPT）中"第六条"规定，其中五个核国家有义务进行全面裁军。但条约生效四十余年后，这一规定中提出的目标似乎仍然只是幻想罢了。

自由制度主义者的论断可能会在欧洲得到一部分支持，尤其是在柏林——德国很可能会接受这一观点：如要实现全球裁军能避免发展中国家出现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多边主义是迫切需要的。与此同时，批判理论家的论点最有可能在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地区引起共鸣，因为那里的国际体系中不平等现象最为明显。总之，基于发展而进行核裁军的论点必须要针对特定群体。但无论进行怎样的论证，说服核国家裁军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和我的同行都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一次核爆炸，无论是蓄意或意外，都会对国家和个人带来极其严重地影响，并且其危害将不只是局限在边界之内。历史证明，过去的核爆炸造成了即刻及长期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在核试验和战时的核爆炸中都有所体现（尽管以不同的方式）。然而，尽管自冷战期间储备大量核武器后的政治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世界仍继续受到核武器潜在破坏力的威胁。

Siddharth Mallavarapu的第二篇文章，探讨了如何将人道主义问题纳入必须废除核武器的论证中。但在我看来，论证已不再需要。相反，非核武国必须要对核武国家施加有效压力，直到最终达成共识—宣布拥有及使用核武器是非法的。

2013 年 3 月，奥斯陆召开了有关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该会议使实现"核爆炸变成历史"这一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为期两天的会议吸引了来自超过 125 个国家、许多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以及众多媒体代表。遗憾的是，《核不扩散条约》中认可的核武国均未参加此次会议（虽然该条约外的核武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派了代表）。

墨西哥是此次大会后续会议的主办国，后续会议定于 2014 年年初召开。选择墨西哥是明智的，因为自 1967 年签署并批准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无核武器区后，墨西哥就正式开始了反核武器的行动。召开后续会议的意义，部分在于保持裁军倡议的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要将核爆炸的非法性变为现实，非核武国必须持续地向核武国施加必要的压力。

赞成核裁军的论据非常有力，也广受支持。所以，现在并不是提出新论证的时候，而是要为最终签订禁止核爆炸条约，做出持续且积极的努力。

积累的知识。我想另外再提出一点：虽然废除核武器是必要的，但在我看来，核能却并非如此。把原子能源的起源只与在二战期间对核武器的发展和使用相联系，是不恰当的。在过去 的70 年中，人类已经探索出了大量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被应用到能源、工业、医药等行业，从而起到了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的作用。

更具体地说，人们已从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等事故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人们可以强烈地反对核电，但辐射安全和运输安全的实际操作正在稳步提升。在应急准备、废物处理以及防恐安全性方面也都在提高。我认为，与核能有关的事故并非最紧迫的危险；腐败或内部人士的恶意行为才更令人担忧。但是，最终的危险仍来源于核武器本身。

第二篇文章主要探讨的是如何把人道主义问题与废除核武器的论证最好地整合在一起。作为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简称：IPPNW）的联合主席，我经常被邀请进行这样的论证。在 IPPNW 看来，必须禁止核武器的缘由正是因为其导致的人道主义后果。但令人意外的是，考虑到强有力的核裁军论据，这些论点有时可能会引起负面回应。

要论证人道主义这一议题很容易。大规模死亡总是令人厌恶的，非自然灾害而是好战或者疯狂行为导致的大规模死亡则更是如此。只需以广岛和长崎为例就能证明核战争带来的苦难—烧焦的尸体、失明双眼的瞪视、市应急系统瘫痪而无法给绝望的人们救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感觉人不如生。这还不包括核爆炸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如：饥荒、"核冬天"、新型和新兴癌症以及大范围的先天缺陷。

知晓爆炸力的公共卫生工作者认为，即使是比核爆炸规模小的爆炸，也能恰当地纳入到有关核武器及其人道主义后果的公众讨论中。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的医生试图提前向世界发出潜在核灾难的警告，从而激起人们的理性恐惧。这既可以从科学领域来证实，例如发表关于核辐射尘导致皮肤癌的研究报告。也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用核爆幸存者（日文为Hibakusha）的证词，包括其医生的证词来体现。

这些观点都传达了令人不得不行动的紧迫讯息。但是，公共卫生积极分子会遇到一些令人出乎意料的回应者。我并不是指那些对要求禁止核武器的证据漠不关心的好战者，我也不是指那些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用核威慑的教义来为核武器继续存在而辩护，或是指出核武器可作为掩体炸弹使用的人。

我所指的，是当提及广岛和长崎时，那些认为这些核爆与此时此刻无关，认为它们是久远过去的一次性事件的人；或者是，那些当注意力转向核爆幸存者的苦难时，认为这是令人厌恶的散布恐惧心理的伎俩（有些人甚至认为，那些反抗强大的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是罪有应得。）。发起反核武器运动的公共卫生执行人员通常会被冠以 "散布恐惧心理者"或"世界末日预言家"的名号。

反对废除核武器的人通常指出，核武器自 1945 年起再未被用于战争。但这是纯粹的运气，侥幸从来不能保证一劳永逸。大规模甚至全球范围歼灭行动的可能性依然真实存在—一失足成千古恨。除非人们能像罗素和爱因斯坦在 1955 年所呼吁的那样，"牢记人性，忘却其他仇恨"，否则蘑菇云仍可能招致世界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