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选择: 发展中世界权衡能源需求及安全风险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谈论核能时一般的主导话题包括成本、废物处理、事故风险和武器扩散。这次的"圆桌讨论"给核能方面的对话引入了另一个维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

我在拉丁美洲生活，工作是能源分析师。在拉丁美洲，核能并不普遍。该地区发电量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源于核电，而且只有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运营核电厂。在拉丁美洲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巴西，核电只提供大约2.7％的国内电力供应。与此同时，水电在国内电力生产中约占74％，生物燃料和风力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只会不断增长；核电有潜力可帮助满足这一不断增长的需求，所以至少应在一些情况下予以考虑使用。尽管如此，要判断在发展中世界核能是否为合理的选择，还需要仔细研究能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要做出这一判断，就要知道发展经济到底需要多少电。

不只是金钱。按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进行的分类，区分两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也许能得到这个问题的临时答案。在低收入国家（如柬埔寨），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需要的电力主要用来满足照明、医疗服务、教育等基本需求。在这些国家，每年约人均50至100千瓦小时的电力供应量就足够了（这取决于气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一部分人口只能享受到有限的现代电力服务，但另外一部分人口的消费模式则跟工业化国家的很相似，每年的人均电力使用在1,000到2,000千瓦小时左右。

这一信息非常有用，但任何仅根据收入水平将国家进行分类的做法，对此次"圆桌讨论"来说也许都过于狭隘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工具，这个指数不仅评估国家收入，而且还评估人们的预期寿命和教育水平。围绕该指数展开的研究揭示了用电和人类福利之间的惊人关系。

例如，一些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商业能源消费从低水平提高到中等水平，人类福利倾向于出现快速提高，但当能源消费进一步增加时，福利就不会出现很大的改善了。此外，2009年出版的一份全面的数据分析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人类福利所需的能量总量已显著减少。这表明，改善人类福利并不需要任何固定数量的能源。

不需要它，不想要它。对低收入国家而言，核电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合适的供电选择。从短期来看，这些国家的能源需求没有大到应该使用核电的程度；从中期来看，这些国家可以在供电并无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使该国民生实现显著且必要的改善。简而言之，核能对这些国家来说过于昂贵和集中。然而，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不断扩大，这些国家可能的确需要发展核电。

但即使是中等收入国家也必须考虑以下事实：核能并不仅仅是资本密集型的能源​​，而且还需要在技术、工业和制度方面有尖端能力，才能保证核电厂安全可靠的运作。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能够负担得起维护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所产生的费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年来工业化世界的核能安全标准变得越来越严格，富国已在提高设施安全上做出了大量投资。然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采用新一代核反应堆的费用高得令人不敢问津，并且只可能加剧其对先进国家在技术及经济上的依赖（除非这些国家也选择参与核工业的生产链）。

能源系统的规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仅限于供应来源的讨论；能源系统是由一次能源、转化技术和最终能源服务等复杂的子系统组成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决定其能源未来时，必须全方位地考虑所有可用的能源技术，包括从一次能源到相关转化技术直到最终能源服务。发展中国家还必须评估让安全可靠的能源系统到位所需要的所有社会和环境成本，这包括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对技术和资源进行规划、管理和监督所必需的公共机构成本。

随着可用的新能源技术越来越多，替代核能的新能源不断涌现。事实上，由于材料技术、存储、传输和分配方式及能源终端使用系统的进步，把可再生能源融入当前和未来能源电网的可行性越来越大。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能源未来进行规划时，有机会跨越过去存在的技术，直接跨入各种不同的能源系统——这些系统结合分布式资源，使用智能电表和智能电网技术，更为灵活。这样的跨越让发展中国家能建造零能耗建筑，提高从电器到工业生产的所有能耗效率，并普遍建立能源密集度较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道路将使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其技术、工业能力的同时，避免发展核电所带来的扩散及公众健康方面的风险。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灾难已在某些方面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核能——但在许多有核能项目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故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土耳其和越南都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建造第一座核电站，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开始效仿。然而，核电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一定是有益的吗？

支持核电的人经常吹嘘核电有能力满足扩大的经济对能源的需求；事实上，核电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充其量也不过是非常脆弱的。诚然，核电厂的燃料和运营都相对便宜——但建造核电厂成本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正如巴西物理学家José Goldemberg指出，任何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0亿美元的国家都可能买不起核反应堆。（据Goldemberg称，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则由于电网不够而不适合发展核电。）长期以来在核工业中常见的成本超支，也使费用进一步增加：1966年到1977年间开始施工的美国核电厂中，有75家出现过平均达200%以上的成本超支。此外，随着全球核能需求的增加，建设核电厂所需的材料和专业知识的成本也在最近几年急剧上升。

尽管财政上存在这些现实问题，但是核电仍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希望加强能源供应安全的国家，视为极有吸引力的能源选择。正如能源专家Daniel Yergin观察到的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将能源安全等同于保障其支出平衡不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的能力。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能源资源非常有限，因认为石油、天然气、煤炭价格将在长期内上涨而采取行动——已开始考虑使用核能。例如，在马来西亚，除非国内很快发现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由于南海的领土争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否则它将在本年代末成为能源净进口国；这种可能性极大地带动了马来西亚对核电的兴趣。对供应安全的担忧可能也影响了越南和孟加拉国采用核能的决定。

棘手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几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拥有核反应堆。但是，这将必然增加核武器扩散的风险吗？

要论证这不会增加扩散的风险很难。尽管如此，风险可能并没有严峻到值得引起严重的担忧。有人认为，即使是核反应堆的数量增长十倍也不可能对核扩散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核扩散风险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国家使用核能，而在于有多少流氓国家想发展核武器。事实上，核反应堆——特别是现在作为行业标准的轻水反应堆——其本身并没有很高的扩散风险。危险反而是来自浓缩和再处理设施，它们产生反应堆燃料的同时也可以生产武器级易裂变材料。

这就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采用核能的国家是否应该保持自己的浓缩和再处理设施——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是否应该发展自己的核燃料循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承认"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表明它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这一有力的言辞通常被理解为包含整个燃料循环。

然而，绝大多数保有核电厂或计划兴建核电厂的国家对建立自己的浓缩和再处理设施都兴趣不大——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需要相当大的投资。这些国家也意识到，新的浓缩和再处理设施会给国际社会监测各方是否遵守防扩散添加额外的压力。因此，它们倾向于从外部来源购买所需的燃料。

即便如此，这些国家还是对建立多边核燃料循环机制的建议保持冷淡态度，就算这些建议涉及燃料银行、多边设施管理或供应保证，它们的态度也依然如此。一些国家担心，这样的安排将在供应国和购买国之间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鸿沟——从效果上侵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条规定的权利。

前进的道路。即使现在仍然没有对多边燃料循环机制达成广泛共识，促进和平利用核能还是有一系列措施可以使用的。正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这个区域性非政府组织网络在一份备忘录中列出的一样，这些措施可能包括促进有效的出口管制制度，以防止核技术和核材料落入坏人之手。另一个重要步骤是要确保国际原子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来进行技术合作、检查和执法活动。

要在将来可能使用核能的国家培养一种核安全的文化，还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例如，各国仅训练执法人员防止、侦查和应对非法贩运核材料的能力是不够的。政府官员也必须受到教育，真正懂得为什么必须阻止核扩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扩散风险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奇特执念，而不是攸关到该国自身安全的真实威胁。要保证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长期有效，就必须要消除这样的态度。

西方政府和防扩散界一般倾向于把每个追求发展核电的发展中国家视为核武器扩散的潜在风险。有这种态度是不幸的，原因包括：第一，它没有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提高能源供给的紧迫需求；第二，它转移了对发展中世界的核电厂安全措施不足这一问题的关注；第三，它强化了"核不扩散条约"（NPT）对 "有核国家"（"haves"）及"无核国家"（"have-nots"）的划分。

能源不足。在发展中世界，有些国家长期处于能源短缺的状态。例如，在印度，过去二十年来的经济自由化导致能源需求急剧增长，仅通过碳氢化合物发电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造成印度城市地区经常轮流停电（或称"甩负荷"）。停电频繁发生，尤以酷热的夏季为最，因而迫使众多商家将柴油发电机等作为后备电源。这种做法花费高，污染重，对商家和整个经济都带来了负担。此外，印度使用的碳氢化合物中很大一部分，包括约70％的石油消耗，都来自进口，这加剧了印度的贸易逆差。

中国也同样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能源短缺的情况。约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连享有的能源资源都极为有限。但无论各国情况如何，若想实现和巩固经济增长，满足人民愿望，许多发展中国家就都必须要增加能源供应。

然而不幸的是，每种可用的提高能源供应的方法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石油会造成污染；进口石油易受大幅度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且每当波斯湾出现冲突或紧张局势时，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煤炭的污染比石油更为严重。而水力则依赖于变幻莫测的降雨量，因而依靠水电的国家在干旱时期可能会遭遇严重的电力短缺。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替代能源由于所需的大量投资和商业上的可行性问题，尚未成为主流。

因此，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核能简单明了，是一种增加能源供应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务实方法。然而，国际社会则大多将其对扩散的担忧加诸于那些根本不会引起这些担忧的核电项目上。在一些情况下，对核扩散的担忧当然是有道理的。首先想到的就是伊朗。另外，印度开始原子能计划时，表明其目标只是追求和平利用核能，但在此掩护下，它最终还是启动了核武器发展计划（尽管人们并不认为印度生产核武器所需的易裂变材料是从核反应堆而来的）。然而，并非所有已发展核电的国家都已具备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事实上，一些国家的核电发展甚至连扩散方面的担忧都鲜少引起，更不用说造成扩散本身了。

日本就是一例。当然，美军仍然在日本驻扎，负责该地区的安全保障，这消除了扩散方面的恐惧。但单靠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消除扩散方面的担忧。战后的日本决定将外交政策非军事化，并改善与邻国敏感的关系，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日本对核电的发展，被国外视为其国家经济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其战略政策的一部分。现在，其他国家也可以尝试效仿这种模式，当然，要做到这点就要求这些国家愿意追求透明可信的、受到国际监督的政策。

安全倒数。在任何情况下，核能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键问题并非不扩散，而是核电厂的安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公众安全的问题态度冷漠。例如，印度和中国的全国铁路运输系统事故率之高令人难以接受，但这并没有阻止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搭乘火车。这种宽容的态度也同样适用于核安全的问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资金不足更进一步加剧了核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一些发展中世界的核能项目在标准上有所妥协，使用的材料不合格，遭受腐败等问题，在核安全这个方面的表现可谓一败涂地。

更糟的是，有些核设施位于地震多发地区。当然，日本也是如此，不过日本政府的监管部门推行了严格的建筑标准，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中的结构性破坏，包括核电厂的损害。相对较贫困的国家则无法保持同样的严格标准。同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表明，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应对核灾难时也一样会遭遇困难。类似的情况下，欠发达国家肯定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令人鼓舞的是，福岛的灾难提高了发展中世界公众的核安全意识。在印度，对南部泰米尔纳都邦在建的库丹库拉姆核设施的抗议活动显示了民众对核安全的担忧。（2004年印度洋海啸曾影响该地区这一事实，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忧虑。）希望这样的公众参与最终将改善发展中世界核设施的安全条件。

没有任何技术能杜绝事故，也没有任何进步能避免风险。核安全也只不过是另一个技术领域而已——诚然，这一领域复杂而昂贵——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在其中取得进步。不过，在短期内有能力为国内民众提供核能的国家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有限的几个国家的核安全挑战，应该是有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放弃将每个发展核电的国家视作潜在的武器扩散者这一传统态度。"核不扩散条约"已成为了拥有核武器富国的"卡特尔"联盟，，但同样的情况绝不应该出现在跟核能有关的方面。当然，在少数情况下，扩散方面的担忧仍然是正当合理的，并且所有核电厂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机制。但是，不当的扩散方面的恐惧绝不得干涉发展中国家为满足其迫切的能源需求所做出的合理努力。

在有关发展中世界核能的国际对话中，防扩散界和发展中国家本身往往太过看重这场论辩中的某些方面，太过轻视另外一些方面。正如P.R. Kumaraswamy在他为"圆桌讨论"写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到道的那样，对武器扩散的过多关注使得防扩散界有时无法真正理解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进而不能找到满足这种需求的方法。此外，防扩散的倡导者通常主张忽视气候变化，然而，气候变化对发展中世界有不可预测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比扩散本身更大的危险。

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采用核电的考量可能源于过度重视能源安全和不够重视能源方程中的其他元素。事实上，能源安全战略可能让发展中国家受限于传统的能源规划方法，并且总是偏向于数量有限的几个供应选择。无论发展中国家多么需要能源，如果这些国家仅选择扩大供应，它们就做错了。

但是，总的说来，对供应方技术关注过多是能源论辩的典型特征。可从根本上改变输送系统及终端使用最终用途的基础设施的战略则往往遭到忽略——尽管要彻底地进步到现代高效的基础设施，也可通过我在第一篇"圆桌讨论"文章中提到的那些技术解决方案（包括零能耗建筑、分布式发电及使用较少能源的运输系统）来实现。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点都是能源需求被抑制以及人口不断增长。因此，哪怕是极为大胆的需求方创新的项目也不足以平衡这些国家的能源方程。根据2010年世界能源展望统计，世界上约有14亿人口（其中约85％在农村地区）仍未用上电。到2030年，即便没有落实任何扩大供电的新政策，这个数字也预计将下降到12亿，但12亿仍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同时，约27亿人不能使用现代的烹饪燃料，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至28亿人。由于燃烧生物质产生温室气体且对人体健康有害，不能使用现代烹饪燃料是个很大的问题。

有鉴于此，哪怕是采用先进的需求方技术这种大胆的政策，也不会解决每个国家的能源问题；许多情况终究将证明扩大供应基础地是必须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受到的不正规或低品质的能源服务，束缚了人们改善生活的雄心，更广泛地看，这也阻碍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做出的努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寻求扩大能源供应并考虑将核能纳入其中，是绝对正当合理的。

因此，国际社会不应妨碍发展中国家各国发展核电，而应试着帮助它们发展中国家以经济有效成本效益高且环保气候友好的方式来满足它们的能源需求。提供技术当然是​​援助方式之一，但供应方技术并非唯一重点。其他措施可包括使融资更为便捷，从而推动创新型低能源发展，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现代需求系统，跨越式地提高建设到农工业部门等各领域的效率；对有能力进行可持续能源系统管理的社会机构和当地人才提供更大支持。当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参与技术转让，并争取更广泛的南南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很重要。

核电对发展中世界而言是正当的能源选择之一。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这都是错误的选择，而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糟糕的结果将是追求不当的能源选择，并且同时创造不可持续的未来能源需求模式。尽管如此，能源服务需求的确在增长，也必须以务实的方式来应对。

由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考虑采用核电，西方政府和防扩散界往往都太夸大随之而来的武器扩散风险。那么，是否应放弃对新核电计划安全问题的关切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当发展中世界缺乏确保核安保及核安全所需的资源、机构和态度时，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P. R. Kumaraswamy在他为本次 "圆桌讨论"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断言，拥有核能项目的各国中，鲜有国家已寻求发展核武器。他是对的。事实上，防扩散学者Matthew Fuhrmann最近分析了123个国家，在1965年至2000年间，这些国家中有些对核电表示了兴趣，有些则没有。分析中，他未找到任何证据支持 "各国追求核能从而为未来发展核武器计划奠定基础"这一观点。换句话说，国家一般不会采取两面下注核战略（nuclear hedging）。

因此，发达国家官员看待核扩散的惊恐态度使发展中国家官员感到困惑，也就无可非议了。特别是美国，往往用确信无疑的态度来对待远程安全威胁——包括源于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尽管事实上，当今世界的危险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对美国而言尤为如此。此外，安全专家Tom Sauer认为，欧洲自 "9·11"以来的防扩散政策跟美国的越来越相似。

尽管如此，国际核能利用的增长事实上带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不应掉以轻心。。的确，核能的新生产国一般并不想造成扩散，但若要排除核电国家有朝一日试图利用其潜在武器生产能力的可能，这一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例如在东南亚国家，核武器突破看起来不大可能发生，但从长期角度看又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尤其如果该地区的战略环境发生戏剧性的、不稳定的变化，就更是如此了。

另外，应当承认的是，发展中国家常常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机构来维持核安保——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之定义为 "防止、侦查和有效应对涉及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及其有关设施的盗窃、破坏、擅自接触和非法转移或其他恶意行为"。例如，越南已表示至2030年将建立10个核反应堆，但人们怀疑越南是否有能力培养必要的人员来操作和管理这些核电厂。此外，根据核威胁倡议协会和经济学人信息部今年发布的《核材料安全指数》报告，越南在多个核安保指标上均排名很低，其腐败问题无孔不入，缺少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越南甚至尚未批准关键性的核安保国际协议（如《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2005年修正案）。

除了这些核安保问题外，应以关切的态度看待发展中世界的核电扩张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缺乏核安全文化。Kumaraswamy在他的第一篇 "圆桌讨论"文章中就强调，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核安全上态度懒散，Gilberto M. Jannuzzi也提到维持核电厂安全运营能力的成本很高。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核安全和核安保是相互重叠的，确实需要共同应对。例如，纵深防御技术——其中包括在核设施中建立多层次人员操作和机械故障防御——不仅预防核事故的发生，而且也防止对核电站的潜在破坏和攻击。且不说安保能力，考虑采用核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认真考虑其安全能力是否胜任这一任务。

发展中国家在决定是否发展核能计划时面临一系列复杂的考量。诚然，能源需求增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个重大问题。但应对这些挑战时，不应排除对武器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作出清醒评估。

本次"圆桌讨论"中大家已达成一项共识，就是不应出于核扩散的关切而阻止发展中国家使用核能。尽管不可轻易放下核扩散的担忧，人们也不能忽略防扩散界对核能过度忧虑这一事实（尤其是处于"反核能大军"前线的民间社会组织）。

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常年面临能源危机，这早已不是大新闻了。能源短缺在多数情况下也不算什么新闻。同时，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第一制药核电厂的核事故向人们传递了一条有力、致命的信息：事故不可重演。然而，尽管这些事故非常可怕，我们依然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1984年印度博帕尔工业事故导致的直接死亡人数远远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这两个事故导致的长期损失仍在统计中）。

尽管发展中国家能源短缺问题得到的关注不足；但而正是因为常年依赖进口碳氢化合物或对其依赖越来越大，许多国家才使用或考虑使用核电。在印度、中国甚至日本，发展核能都跟对碳氢化合物的依赖息息相关。这种依赖总是不妥，因为油气价格容易波动，且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地区政治动荡不稳——而西方对伊朗的新石油制裁使得石油商业交易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虽然，正是对核扩散的忧虑推动了制裁伊朗的决定，但是制裁本身却又提高了核能的吸引力。可以预见，中印这样依赖进口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地将核能视作一种选择，用来提高自己的能源安全，并在中长期尽量减少西方的干预。这些国家也可能会忍不住用其日益增强的金融影响力来挑战西方的核能政策。

而且，尽管人们担心核扩散问题，实际上多年来又有几个国家上真正追求了核武器化？广岛和长崎的轰炸发生六十多年后，只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虽然全球核不扩散制度在这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重要的是要牢记，核武器化非常昂贵，风险极大。事实上，发展核武器的安全成本甚至可能超过其技术、资金方面的挑战。例如，对伊朗而言，核武器化可能鼓励阿拉伯国家甚至土耳其寻求核保护伞或发展核武器，因而损害破坏伊朗的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在决定走这条路之前，一定会进行严肃的风险评估，核扩散的决定也必然是经过仔细考量的。过度关注极少数国家的核扩散决定，只会混淆全球的能源需求论辩。

若要提高成效，全球防核扩散界需要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能源危机上做更多工作。而要做到这点，防扩散界就必须意识到承认导致发展中国家考虑发展采取核能的各股力量；这些工作将带来以下三个明显好处。

第一，防扩散界若不再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发展核电的国家，就可以更有效地找出真正的核扩散方并果断采取约束行动。第二，发达国家若把核电看作经济增长的平台，就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第三，发达国家若不再阻碍发展中国家使用核能，就可鼓励发展中国家在其国内进行有意义的核电论辩。核能毕竟不是解决中低国家社会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核电甚至可能解决不了能源短缺的问题。Gilberto M. Jannuzzi和Shahriman Lockman在此次"圆桌讨论"中也已表示，核电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环境和技术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富有国家一日无法将核电看做普通的能源选择，这些事实就将被掩盖一日。如果富有国家纠正了这一错误做法，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可能从更务实的角度来面对发展核能的经济可行性和安全性等问题——并最终选择用比较简单不复杂的方式满足能源需求。

防扩散的倡导者应该承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能源挑战，并停止将这些挑战跟对核扩散的担忧联系在一起。否则，防扩散会成为一种力量，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无法进行理智地制定决策。

对在较和平地区生活的拉丁美洲人而言，国际社会对核武器扩散的关切也许听起来有点陌生。自1969年《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生效起，拉丁美洲便已成为无核武器区。该地区所有国家除了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外，也都是《核不扩散条约》（NPT）的缔约国。有鉴于此，核扩散对拉丁美洲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我的祖国巴西在1998年作为一个非核武器国家加入NPT。（1988年采用新宪法后，巴西已放弃之前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做出的努力。）虽然巴西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防扩散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巴西在发展国内核技术上没有正当利益。

过去40年来，巴西已在成功在国内建立了除民用核能技术的核工业，也已开发出自己的浓缩铀技术以供​​核潜艇使用。事实上，正是由于巴西海军核燃料计划的相关问题，巴西才至今未签署1997年的NPT附加议定书。这凸显了国际防扩散体制的一大问题：国际条约会限制国家正当的核发展目标。国际条约也可能产生歧视性效应，使条约缔约国只能永远处于购买核技术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发展核电上，巴西至少可以说是花费巨大，历经陷阱。该国第一座核电站ANGRA I于1971年开始施工，但直到1985年这座核电站才开始商业运作。据官方报道，其总成本为20亿美元，但一些分析家则认为这个数字过于保守。第二座核电站ANGRA II早在1976年就已动工，却一直到2000年才开始运营。第三座核电站ANGRA III于1984年开始施工后，工程中途停止了数年，直到2009年才再次开工，估计无法在2015年前结束施工，预计将一共花费近60亿美元。

目前，核能占巴西总发电量的比重还不到3％。如果巴西政府按《2030年国家能源计划》的设想，再增添四座核电站，那么核能的比重可进一步升高，但至2030年也只可能上升到4％左右（这还要视需求情况而定）。无论如何，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已使政府重新审视其核能计划；因此，跟之前的规划相比，《2035年国家能源计划》极有可能大幅降低核能比重。

巴西现有的核设施建设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公众抗议、政治领导薄弱及能源政策工作重点不明的情况。巴西最高层的核政策经历急剧变化，带来重要影响——工作重点的变化使工程建设推迟或停止，导致最终发电成本变得更加昂贵。

政治上缺乏连续性也干扰了巴西培养国内专业人才的努力。核能技术是一种非常专业和复杂的技术，要求相关人员受过安全培训、操作、维护和生产链其他方面的专门训练。让这些都到位需要时间及不懈的努力。但在巴西，政府仍需在公众安全和废物管理等问题上通过当局及公众咨询来进行更充分的处理和更系统的审查。

在拉丁美洲，核武器扩散受到高度控制，由可信的本地和国际机构监督。同时，我仍然相信，无论是在巴西还是其他多数拉丁美洲地区，核能在发电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都极为有限。

在发展中国家，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危险往往看起来很遥远，而发达国家则将之视作相当严重的威胁。这两种观点互不相容，部分原因在于核扩散风险极难评估。

即使是相对稳定的地区，甚至是没有核能计划的国家都可能促进核扩散。例如，马来西亚过去长期不重视核扩散的威胁，这一情况在2004年开始改变。当时，一家马来西亚公司被发现参加巴基斯坦卡迪尔·汗（A.Q. Khan）网络，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利比亚政权生产离心机部件。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马来西亚在2010年通过了亚洲最严格的出口管制法律之一。该国也正在计划批准《核不扩散条约》保障协定的"附加议定书"，并准备签署《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2005年修正案。

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核恐怖主义等威胁时，往往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这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区域集团表现得格外明显。在这些区域组织，成员国家往往要按照多数成员国的决定行事。虽然东盟已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无核武器区，但核恐怖主义在东盟的安全议程中得并未占领显著位置——尽管一些东南亚国家事实上都在积极考虑采用核电。这促使菲律宾政治学家Raymund Jose G. Quilop提出建议：东南亚以外国家可能需要推动提高核安保对东盟的重要性这一进程（例如通过东亚峰会等区域进程）。

当然，在该地区以外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核恐怖主义的发展前景已明显敲响了警钟，尤其是美国三十多年来都将之作为国家的主要关切议题。1976年有一份报告，被外交关系委员会的Micah Zenko形容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第一份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事实上，不能排除恐怖分子拥有核武器武装这一可能前景。"9·11"恐怖袭击大大加剧了美国对这种威胁的焦虑，总统奥巴马将核恐怖主义形容为"我们美国面临的唯一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威胁"和"比其他威胁更为紧迫"。

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是否值得人们如此强烈的恐惧呢？我不这么认为。但我们也不应轻易忽视这一威胁。可以肯定的是，野心勃勃的核恐怖分子试图获得引爆简易核装置的能力时，将面临重大的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障碍。然而，全球裂变材料储备的安保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美国核物理学家Peter D. Zimmerman表示，"要保证世界上从未发生过裂变材料失窃事件是不可能的，未来也不可能保证任何（此类）尝试都将很快被消除从而阻止（这些材料）制成核装置。"

在这种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应该更重视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威胁；那些考虑采用核电的国家，尤须如此。如果这些国家无法对核不扩散和核安保承担真正的责任，那么即使国际社会质疑其减少核威胁的意愿和能力时，它们也不应感到惊讶。

因此，我不同意P. R. Kumaraswamy的看法，不认为核电可被视为一种"普通的能源选择"。同时，发达国家应停止危言耸听地将发展核能的计划跟核安保风险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比夸大威胁更能损害核不扩散和核安保的局势；此外，夸大威胁可能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质疑警告者的动机。为了各方利益，评估核安保风险时必须维持谨慎的平衡。

核能与核武器化项目之间有没有任何本质联系？这个问题已成为本次"圆桌讨论"的核心议题 -- 而且提出的证据都不能证明两者间存在这样的联系。Gilberto Jannuzzi和我都进行了广泛的论辩，提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往往夸大了核扩散的风险，因而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开发核电的正当愿望；跟其他"圆桌讨论"参与者相比， 虽然Shahriman Lockman将核扩散视为更大的风险，但是他却并未提出核电的蔓延可能会导致核武器扩散。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国家已开始核能计划，也已开始核武器化进程。但即使是在印度这个明显的案例里，渴望发展核能也并不只是进行核武器化的借口。

鉴于就本次"圆桌讨论"中心议题已达成的共识，我们现在有必要特别关注一个核问题尤为令人担忧的地区。这个地区就是中东 -- "阿拉伯之春"突出了许多国家对包括核能在内的新能源的需求。例如，埃及中央政府日渐式微，已导致数次破坏埃及-约旦天然气管道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约旦现有的能源短缺问题。能源短缺再加上约旦经济资源的不足，会逐渐削弱政府的稳定 -- 而且尽管约旦因"阿拉伯之春"启动的改革措施比其他中东国家更加显著，但这一紧张关系却依然存在。核能可能是约旦满足其能源需求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 若该国想要进一步落实酝酿已久的政治改革，核能也可能是必然的选择。

然而，核能作为电力来源的重要性，并不能消除人们对核扩散的关切。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核能力并未导致地区内的核军备竞赛，并不意味着阿拉伯国家甘愿维持该地区不对称的核局面，而是美国"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阻止了阿拉伯国家追求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以色列尽管偶有差错，却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模糊的核态势，从而避免了国际制裁。

在中东的大背景下，建立无核武器区仍然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因为在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前，这个目标不可能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阿以冲突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法 -- "两国制"，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同时存在 -- 现在看来仍然前景黯淡。但无论如何，问题的核心并非边界、定居点或其他此类问题，而是要接受以色列是一个政治实体以及这么做所带来的所有结果。

同时，人们普遍认为伊朗有发展核武的野心，这引起了持续的争辩，暴露了《核不扩散条约》（NPT）在阻止核扩散的同时保证签署国发展核电这一合法权利的能力不足。如果伊朗真的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等国家可能也会寻求核武器，或至少是寻求核保护伞。以色列可能会受到引诱，公然亮出它的核能力。因此,毫不夸张地说，NPT机制能否延续，完全取决于该机制能否使伊朗继续保持无核武器国家的身份。

再次回到核能与核武器化之间的联系这一核心议题上，我们应认识到任何技术都有其内在风险，而核技术比大多数技术都更为危险。尽管如此，人类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核能的利用和最大限度降低其危险性。不让某些国家使用核技术，或对这些国家施加政治控制，是不可能推动进步的。